据说这个女人是在巴黎读的博士，法语比英语还流利。她说了一些“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评委和参赛选手”“感谢同济大学提供了如此美丽的场地”之类的套话。
声音经过音响系统的放大，在钟庭报告厅那高挑的、裸露着混凝土结构梁的空间里来回反射，形成一种嗡嗡的、像蜜蜂振翅一样的混响。
台下的观众不多，除了评审专家，参赛团队的成员，像叶谨言、范金刚这样通过各种关系拿到“观摩资格”的寥寥几人，整个报告厅都显得有些空旷。
法国的团队第一个上场，他们的方案名字叫“Les passages du temps”——时间的通道。
主创设计师是一个头发蓬松得像鸟窝的法国人，名字里有一长串不发音的字母，范金刚一个都没记住，但他记住了那个方案。
用镜面不锈钢和磨砂玻璃交替铺设的地面，行人走在上面，低头能看到自己的倒影在脚下碎裂又重组，抬头能看到天空被磨砂玻璃融化成一片漫无边际、没有棱角、像一样软的白。
讲解过程中，那个法国人的手势和语气词充满了属于自己的15分钟，他不时摊开双手，耸着肩膀，来一句“c’est la vie”，仿佛在宣告自己的这个设计已经不需要任何评价了，装b至极。
范金刚身边的叶谨言面无表情，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字迹太潦草，范金刚都没看清楚，但他觉得那几个字里应该没有“好”或者“不错”的评价。
接下来上场的荷兰团队和西班牙团队风格迥异，但各自的出发点都带着鲜明的、烙印在地理基因里的符号。
荷兰团队带来了大尺度的、如雕塑般的木质结构体，试图在场地的中心创造出一系列可供人穿越、停留、甚至进行非正式演说的“城市舞台”；
西班牙团队则是用极致的手工模型征服了在场的许多人，层层叠叠的陶土片和白色墙体在阳光下投下的阴影，让范金刚想起了自己在安达卢西亚旅行时走过的那些蜿蜒曲折的、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出现什么的窄巷。
不得不说，这些人不愧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那一拨才华横溢的建筑设计师，他们的每一个作品看起来都很厉害，厉害到范金刚开始替叶晨担心。
他和叶晨没有任何私人感情，只是觉得，如果叶晨在这个比赛里搞砸了，回去之后，自己的老板会怎么看这个年轻人？他会觉得“你范金刚费劲扒拉半个月搞来的邀请函，就是让我来看这个的？”
不，叶谨言不会这么说，他只会沉默。沉默是叶谨言表达失望的方式，而这种沉默有时候比任何批评都让范金刚感到更难受。
波兰的团队之后，中场休息。范金刚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到走廊里透了口气。
走廊的窗户开着，热浪从窗外涌进来，和室内的冷气撞在一起，在他的脸上形成一种既冷又热的、像是发烧了一样的复杂触感。
范金刚自己想想都觉得好笑，同时他心里也有些不托底，毕竟那天在咖啡馆里，叶晨表现得很强势，他不会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吧？要是那样的话，今天的这个乌龙可就大了。
下半场，意大利和日本的团队依次登场。
意大利的方案充满了戏剧性，将一段玻璃连廊设计成了可以发光的巨型灯箱，随着一天时间的变化而改变色温，把人流从沉闷的地下空间引向洒满阳光的地面；
日本的设计师则是带来了几乎称得上是“沉默”的模型，用极薄的金属网模拟了建筑表皮，试图让步行者从封闭的室内感受到外部被过滤过的风与光。
评审们在台下不时低声交头接耳，范金刚因为离得太远，看不清，但他注意到，前排的那几个评委看资料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目光在图纸和模型之间来回转移。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主持人，念出了最后一个参赛团队的名字：
“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参赛者——章安仁。”
叶晨还是像往常那样，穿着那件深蓝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一截线条分明的小臂。
他没有拿着厚厚的图纸桶，没有带巨大的模型箱，甚至没有像前面那些外国设计者一样，带着两三个助理。
他只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银色的笔记本电脑，步子不快不慢地走上讲台，把电脑放在讲台上，接上投影仪的线，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多余，像一台被调试过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的仪器。
他抬起头的时候，目光扫过台下的评委席，扫过评委们面前摊开的打分表，扫过那些或好奇或不以为然或疲惫或兴奋的面孔，然后在后排的某个位置停了一下。
范金刚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老板，因为那个位置太偏了，偏到不刻意去找，根本不会注意到。但他确定叶晨看到自己了，因为这个家伙的嘴角微微上扬。
然后叶晨开始了自己的表述，他的开场白不是“大家好，我是来自某某事务所的某某”。他的开场白是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