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对百官该有的警惕，杜绝结党营私的现象出现，就可以继续推动万历维新了。
太祖高皇帝面临的局面，可比当下要危险的多，一直到洪武二十一年，蓝玉打穿漠北王廷之前，谁是正统，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後元反贼遍地都是，高皇帝活着，都有人敢搞出南北榜大案来。
简而言之，眼下之大明，陛下的圣旨，远到金山国的朱翊鏐、缅甸六府的土司，近到内阁大臣，莫敢不从。
第二件事，则是张学颜的本职工作了，关於黄金宝钞的思考。
黄金宝钞经过了十年时间，已经迈入了信誉货币的时间段，这是黄金宝钞最危险的时间段，一旦这段时间超发过重，等於过桥的途中，桥断了。
而张学颜认为，能够打断黄金宝钞的极端事件，就是大明陷入一场战略误判的战争，这是唯一能够打断黄金宝钞的隐患。
他干分明确地指出，进入倭国进行决战，就是这种极端事件。
那边遍地都是山，山意味着敌人可以隐藏，山意味着山城众多，而且是倭国乱战，经营了几百年的山城。
一旦战争陷入了泥潭，变成了烂仗，巨大的国防支出，逼迫着皇帝发行更多的宝钞，最终驴打滚一样，债务越来越多，很有可能带着大明一起覆灭。
张学颜在奏疏里还指出，不希望大明皇帝发动远洋战争，即便是有迫切的需要，也可以采用更加廉价的代理人战争去尝试，而不是亲自下场，这样只会让国防开支陡然增加，发行更多的宝钞。
远洋战争，亲自下场，就是打赢了又如何呢？蝇头小利，根本填不满大明内政败坏的窟窿。
而现在这种让倭人打倭人、熊廷弼率领的半代理人战争，最符合大明的利益。
後勤上只需要补充火药，兵力、粮草都是就地取材，让战争变得廉价，如同一道始终放血的伤口，慢慢放死倭国，或者其他什麽敌人，是明智、精算的选择。
跟小国赌国运，土木堡之变就是教训。
他认为，这种方法除了慢点，其他都很好。
朱翊钧对张学颜的说法部分认同，唯一不认同的是，其实一点都不慢。
张学颜致仕之後，主要精力放在了骂人之上，一个後元反贼，到现在都让贱儒们擡不起头来，张学颜并不了解，其实自从德川家康对关东平原发动总攻之後，长崎总督府的倭奴数量激增，屡破新高。
一直到六月份，半年时间，倭奴的数量就超了三万人，不包括妇孺，倭女和孩童也有一万余人，半年超过四万的倭奴，朝鲜的劁匠都不够用了，一千劁匠日夜忙碌。
前线战事不利，会加倍传导到劣势的一方。
德川家康为了补足粮草，不得不对极乐教和地方大名们进一步的让利，粮食被徵收，走投无路的倭人，不把自己卖了，如何活下去呢？
前线杀了一万，倭奴翻了三倍，多了足足三万，大明军正面进入决战，杀的不见得有德川家康快。
张司徒还是高看了蛮夷的道德，倭人吃草都活不下去了，大饥荒还在持续。朱翊钧找到了熊廷弼的战报，吃草如果能活的话，倭人是不介意吃草的，但现在是连草都没得吃。
张学颜觉得，打不下去了德川家康自然会停手，可是德川家康没有停手，倭人确实更擅长对付倭人。
万历二十四年的倭国大旱灾，没有持续，但田土已经没有壮劳力可以耕种了，饥荒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兵祸进一步加剧了大饥荒的危害。
倭国的情况正在变得更加糟糕，甚至变得不宜生存，但是大明的士大夫对此并不关心，即便是就在家门口，这是皇帝认为的理由。
事实上的原因，是皇帝陛下曾经手刃过一个为倭寇美言的贱儒陈友仁，干多岁的孩子，当着首辅、次辅、大臣的面，亲手行刑，自那件事之後，再没有笔杆子敢为倭国说哪怕一句了。
但李佑恭也好，申时行也罢，都不敢提这茬。
其实陛下一直是这麽一个人，从来没有变过，只是过去张居正在，能够拦得住皇帝，仅此而已。
下旨，辍朝三日吧。朱翊钧朱批张学颜的奏疏。
已经没有承旨之人了，但皇帝还是尽心批阅了奏疏，写上了自己的评价，交给了李佑恭归档。
臣领旨。李佑恭叹了口气，先生讲的没错，陛下从来不是一个无情的人，陛下至情至性，只是眼下大明需要一个冷漠无情的皇帝而已。
三日转瞬即逝，皇帝又下旨辍朝了四日，这样刚好在张学颜出殡下葬後，恢复了朝政。
陛下，周良寅再传捷报！李佑恭知道陛下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挑了点让陛下高兴的事儿说，陛下这是辍朝後第一次批阅奏疏，不让陛下太闹心的好。
朱翊钧拿过了周良寅的奏疏，看了许久，眉头紧皱：朕让他推行一条鞭法，他这是在作甚？这不是把手伸向了吏部吗？申时行能乐意？
周良寅推行一条鞭法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