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歪理？”周晓雯不解，“我们做儿女的，给父母买东西不是天经地义吗？怎么就成了欠人情？”
李建军沉默了一会儿，说起了往事。
林秀娟出生在五十年代，家里七个孩子，她排中间。那个年代，中间的孩子最容易被忽视。衣服是姐姐穿剩下的，好吃的要留给弟弟妹妹。她从小就学会了一件事：想要什么，不能直接说，得绕着弯子来。
十六岁那年，她看中了一条红围巾。不敢跟父母要，就跟母亲说村东头的姑娘围红围巾真好看。母亲瞪她一眼：“好看能当饭吃？”她不死心，又说那围巾肯定暖和。母亲说：“暖和？家里破被子多盖两层一样暖和。”
后来她省了三个月的早饭钱，终于买下了那条围巾。戴上的第一天，母亲看见了，第一句话是：“哪来的钱买的？”第二句话是：“颜色这么艳，像什么样子！”第三句话是：“有钱不知道给家里买点米！”
那条围巾，她再也没戴过。但她记住了：想要什么，不能说；得到了，也不能表现得太高兴，否则就是不懂事、乱花钱。
“妈这辈子，”李建军总结道，“从来不会正大光明地说‘我想要’，也不会坦然地接受别人的给予。她觉得那样是‘没骨气’。她的‘硬气’，就是永远不承认自己需要，永远不欠人情。”
周晓雯听完了，心里那股气消了些，但更多是悲哀：“可这样活着，不累吗？”
“累啊，怎么不累。”李建军苦笑，“可这是她一辈子的生存之道，改不了了。”
第二天，林秀娟像没事人一样，早早起来做好了早饭。周晓雯和丈夫坐下时，她突然从兜里掏出那个新手机，别扭地说：“我试了试，字儿确实能调大。”
周晓雯和李建军对视一眼，都没说话。
林秀娟见没人接话，又补了一句：“不过也就那样，将就能用。”
早饭在沉默中吃完。周晓雯收拾碗筷时，看见婆婆偷偷拿着新手机，在厨房窗口的光线下，眯着眼看屏幕，手指笨拙地划拉着。
那一刻，周晓雯突然明白了：婆婆其实喜欢这个手机。但她不能说喜欢，不能表现得太高兴。她必须贬低它，必须闹一场，才能在心理上“平衡”——这不是你们施舍给我的，是我“将就”用的。
周晓雯想起自己母亲。母亲也是这样，给她买件衣服，总要先说“太贵了”“颜色太艳了”，但转头就穿着去跳广场舞，逢人就说“女儿买的”。虽然也挑剔，但挑剔里带着炫耀。
而婆婆的挑剔，是带着刺的，要把给予者的好意扎出血来。
几天后，村里组织老人体检，需要填电子表格。林秀娟拿着旧手机捣鼓半天，怎么也弄不好。周晓雯看见了，轻声说：“妈，用新手机吧，那个屏幕大，好操作。”
林秀娟顿了顿，终于掏出了新手机。周晓雯教她怎么打开表格，怎么填写。林秀娟学得很认真，但嘴里依然不饶人：“这什么破软件，设计得这么复杂...”
填完了，周晓雯要拿回手机，林秀娟却握紧了：“我再看看。”
这一看，就是半小时。周晓雯从厨房出来时，看见婆婆戴着老花镜，正用新手机看养生文章，神情专注。
周晓雯悄悄退回去，没有打扰。
晚上，李建军的姐姐李建华打来视频电话。林秀娟接了，姐姐在那边问：“妈，听说晓雯给你买新手机了？”
林秀娟立刻说：“别提了！买了个破手机，又重又难看！我说不要不要，非买！”
周晓雯在旁听着，心里一沉。
但林秀娟接着说了下去：“不过晓雯这孩子啊，就是实心眼。我说现在没智能手机不方便，她就记心里了。昨天还教我填电子表格呢，教得可耐心了。”
周晓雯愣住了。这是婆婆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夸”她，虽然是拐弯抹角的。
挂了电话，林秀娟像是自言自语：“建华说下周回来看我，带什么不好，非要带什么保健品。我又没病，吃什么保健品...”
周晓雯和李建军又对视一眼。得，下周姐姐又要经历一番“你想要-我给你-你骂我-最后勉强收下”的流程了。
李建军悄悄对妻子说：“你看，这就是妈。她不会直接说‘女儿要回来了，我高兴’，也不会直接说‘女儿带礼物，我期待’。她得先贬低，先拒绝，才能安心接受。”
周晓雯突然问：“那你小时候，妈对你也是这样吗？”
李建军想了想，笑了：“记得我上初中时，想要一双白球鞋。同学们都有，就我没有。我不敢说，但每天擦我那双破布鞋擦得特别亮。妈看见了，说‘布鞋怎么了？布鞋养脚！’但一个星期后，她加班加点给人缝衣服，攒钱给我买了双白球鞋。买回来扔给我，说‘别人穿什么你就穿什么？没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