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对此思虑已久，可谓是了然于胸，当即分析说：“无论是殿下所用的士卒，亦或是晋廷所用的士卒，基本都是自民间临时征发而来，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制度，这便形成了两大弊病。”
“两大弊病？”
“对，一如臣此前所言，士卒应征出战，不过是乱世求活而已，一旦成家授田，便有归田之思。二则是受魏武帝士家制度之影响，天下诸民，士卒负担最重，地位最贱，因此世人皆看轻士籍，百姓也耻以为卒。”
卢志的言语算比较收敛，并没有说尽，但刘羡明白他的意思。卢志说得没错，所谓临时征兵，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强征。若是有得选，谁会愿意当兵呢？哪怕是那种像夏阳一般，穷山恶水，民不聊生的地方，刘羡也是用田土换得当地的良家子当兵。
但士卒的地位如此低下，归根到底还是要归罪于魏武帝曹操的士家制度。
前文有言，当年曹操为了节省军费、稳定兵源，将手下士兵的户籍全部另列一册，名为士籍，将他们连带家属统一控制起来。平日里这些士卒屯田，所得基本直接充公，没有残余的粮食，战时又要出生入死，战后却没有多少奖赏。
剥削如此严重也就罢了，更重要的是，一旦入了士籍，就要世代当兵，子子孙孙都不得自由。这种种原因，使得士卒成了百姓中最为低贱的存在，虽然兵源稳定，可随着时间的发展，士卒的素质也随之急剧下滑，频频有士卒逃户逃役。
因此，到了晋朝，军队的战力已变得两极分化，极其依赖于将领的品德。若将领能做到赏罚分明，爱兵如子，战斗力便还说得过去。若是将领做不到，军队的作战意志就会变得脆如薄纸，不堪一击。
刘羡当然算得上是待士卒极好的统帅，故而麾下将士一直是扬名天下的强兵。但他此前的治军制度，因为受原有官场环境影响，大体上与士家制度并无太多区别。征发百姓入军之后，也是平日屯田，战时作战，无非是还没有父死子继而已。
此时听闻卢志的分析，刘羡有所醒悟，他犹豫着问卢志道：“子道的意思我明白了，但要改革这两大弊病，短时间恐怕难以见效吧。”
“是。”卢志饮了一口茶，又给刘羡斟满一杯，徐徐道：“因此臣有两策，一策可以救急，一策志在长久。”
“哦，子道所思如此周全？还请快言！”
卢志当即神色一变，迅速说道：“殿下裁军裁得不错，把这些无用之兵裁了，正好省下一大笔支出，等到今年秋冬，朝廷征收了今年的赋税，就可以花出这笔财赀，在襄阳、汉东等地吸纳流民，重组新军。”
刘羡恍然，已有的军队动力不足，但中原大战之余，尚未安定，刘柏根王弥不善安民，使得到处都是游弋的流民与乞活军。而这些人丧失田土，流离失所，做梦都想要打回故乡，同时也没有多少累赘和负担。按照刚刚卢志的分析来看，这不就是天赐的兵源么？
他越想越觉得兴奋，敲击着桌案自言自语道：“嗯，对，若是招揽中原流民，便少了许多顾忌，可以让世回当这支新军的统帅。再以郭默、毛宝、田徽等中原人去做辅佐，用一定的老卒做骨干混编，如此步骑习阵数月，必然能练就一支强劲的新军……”
思考之间，刘羡已经将相关的人事，以及编练的内容都想好了。而卢志在一旁微笑不语，他很享受这种君臣间的默契。以刘羡的悟性，很多话并不需要卢志讲得很详细，只要讲一半，甚至开个头，刘羡自己就能领悟得七七八八，这是他以前从未奢望过的场景。
直到刘羡回过神来，再向卢志询问他的另一策，卢志方才开口道：“方才臣说，人之本性，乃是畏战求生，可殿下应该知道，战国时秦兵好战，闻名七国，这是为何呢？”
刘羡皱眉道：“此事谁人不知，秦之所以兴盛，正乃商君改制，用二十等军功爵所致。他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终究练成天下强兵，兼并诸国。但此举伤民太甚，未免不合时宜，我若效仿使用，恐怕会大失民心。”
商鞅之法，乃是有史以来最酷烈的法制，所谓举国皆兵，一切为战，大抵如是。若非当年秦国为吴起逼入绝境，恐怕秦国也无法做出如此决绝的改革。实行军功爵制后，秦人以武立国，先后涌现出了司马错、白起、王翦等名将，长平之战时，更是动员出六十万大军，这放在当下都是难以想象的。
而刘羡却根本不具备实施此法的条件，原因很简单。商鞅之法，要求朝廷详细掌握全天下每一处每一地的户籍与田土，使得国内的每一人都获得与之对应的军功爵与待遇，胜则赏，败则罚，将旧有的贵族特权几乎碾个粉碎。商鞅自己都无法忍受自己的法律，最后叛乱被杀。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试图将军功爵制度推行四海，结果就是名不副实，六国虽亡，可六国贵族仍在，他们四处叛乱，沆瀣一气，最后成功颠覆了秦国。
汉朝虽然说继承了秦朝的旧制度，但以秦朝为鉴，故而在具体执行上有所改变，基本是处于一个只赏不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