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不长，但每一条都像刀子：

    第一条：所有僧尼、道士、女冠，一律重新登记造册。精勤修行、严守戒律的，迁居到大寺大观，由国家供给衣食。

    第二条：那些平庸粗俗、违法乱纪、不守戒律的，一律强制还俗。该回家种地的回家种地，该交税的接着交税。

    第三条：长安城只保留三所佛寺、两所道观。各州各保留一所，其余全部拆除或改作他用。

    第四条：寺庙道观不得侵占民田，不得私藏兵器，不得窝藏罪犯。违者严惩不贷。

    诏书一出，朝野哗然。

    长安城里的僧尼们慌了神。大慈恩寺的方丈连夜召集众僧商议对策，有人提议发动信众联名上书，有人建议托关系找萧瑀求情。方丈闭目良久，只说了一句：“雷霆雨露，皆是天恩。遵旨便是。”

    消息传到洛阳、扬州、成都，各地的反应不一。有的寺庙主动配合，遣散游方僧尼，清点田产；有的阳奉阴违，把佛像藏进密室，等待风头过去；还有的索性一把火烧了寺产，跑到深山老林里继续修行。

    但不管怎样，这一刀，实实在在地砍下去了。

    傅奕在太史局的院子里，看着那棵他亲手种下的枣树，心情大好。他吩咐书吏：“把今天的星象记录拿来，我要仔细看看。”

    书吏问：“傅公，您就不怕得罪人？”

    傅奕哈哈大笑：“得罪人？我傅奕连佛都敢得罪，还怕得罪人？”

    据史书统计，这次沙汰，全国共废除寺庙三千余所，还俗僧尼道士女冠数万人。这些还俗的人回到乡里，分给田地，编入户籍，成了大唐的编户齐民。其中不少人被征入军中，成了后来灭东突厥的将士。

    然而，这场运动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几个月后，玄武门之变爆发，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那场血腥的政变夺走了。再后来，李世民当了皇帝，再次下令恢复寺庙，许多被废的寺院又重新开张。傅奕的“排佛”大计，终究没能彻底实现。

    但他不在乎。他这辈子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不求名，不求利，只求问心无愧。

    他依旧是那个每天站在太史局观象台上，仰望星空、记录风云的傅奕。他依旧杜绝交游，依旧不让人知道他的行踪。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比谁都清醒。

    多年后，傅奕病重。临终前，他把儿子叫到床前，说了最后一番话：“《六经》才是正道。那些胡人的书，不要看，不要信。我死后，不要请僧尼做法事，用家常便饭祭祀就行。”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

    窗外，长安城的暮色苍茫，远处的终南山隐没在云雾之中。

    傅奕的一生，像一颗流星，划过武德年间的天空。他不是名将，不是宰相，不是皇子，只是一个天文官。但他用一道奏疏，掀起了大唐开国以来最猛烈的一次反佛浪潮。

    历史没有记住他的胜利，也没有记住他的失败。历史只记住了他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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