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主任，方向很清楚，问题也找得很准，但这些都需要钱。财政部那边的拨款，前期沟通过，额度有限。这么大的盘子，那么少的钱，怎么分？”
董远方从白板前转过身，靠在会议桌边沿，双手抱在胸前，看着陈知行，又看了看在座的其他人。
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了，等了一周，就是等有人把它提出来。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他的语气笃定而从容，不像是在说一个难题，更像是在宣布一个决定：
“财政的钱是有限的，但市场上的钱是无限的。我们的思路不能只盯着财政部那个口袋，要打开思路，引导社会资本进入。”
当天下午，董远方就去了财政部。
他没有空着手去，而是带着厚厚一沓调研材料。
这些材料不是临时拼凑的，是五个小组两个月的心血，每一页都有数据，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个出处都有签字。
他把这些材料装在文件袋里，拎在手上，沉甸甸的，像拎着一块砖头。
财政部分管资金调拨的副部长骆靖安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董远方。
上一次见面还是在欢迎宴上，互相碰了一杯酒，说了几句场面话，算不上深交。
但今天董远方的架势，不像来串门的，像来打硬仗的。
董远方没有寒暄，坐下来就直接把材料摊开。
他把工业摸底的情况一笔一笔地算给骆靖安听，从产业规模到就业人数，从技术水平到国际差距，从企业诉求到地方期盼，语速不快，但逻辑严密得像数学证明。
每说一个数字，都翻到对应的材料页给对方看，像律师在法庭上呈堂证供。
“骆部长，钱花在工业升级上，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明显的经济效益。”
董远方的语气放低了一些，但那种笃定丝毫没有减弱：
“但从长远看，这是收益率最高的投资。一个产业的升级，带动的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一个技术的突破，撬动的是成千上万个就业岗位。”
骆靖安翻着那些材料，表情从最初的审慎，渐渐变成了认真，又从认真变成了一种董远方期待的默许。
“董主任，你的账算得比我清楚。但是你也知道，钱在我们手里，往哪里花，我们说了不算呀。”
董远方明知道得不到了想要的答案。
但是，还是在那里耗了一下午，
接下来的一个月，董远方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京都大学、华清大学、华夏科学院等等。
他带着苏景行和陈知行，一所一所地跑，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地谈。
不搞形式主义，不要战略合作协议那几张纸，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对接。
一是技术，二是规划，三谈技术攻关合作。
在京都大学，校长刘元德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他。
刘元德是华夏工程院院士，搞材料科学的，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矍铄，说话中气十足。
两个人在一个工业战略研讨会上见过面，聊过一次，彼此印象不错。
“刘校长，我们这次搞工业制造强国行动方案，提出要建设一批核心技术攻坚实验室。”
董远方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茶杯，语气恳切得像在求人，“实验室不能建在空中楼阁上，要建在高校里、建在科研院所里、建在大企业里。产学研用结合，关键在‘结合’两个字。”
刘元德听着，不时点头。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那是一个老科学家看到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事业终于被推到国家战略高度时的光。
“远方，你说的这个事，我支持。我们京都大学在材料科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这些领域有很好的积累，关键是，这些积累怎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实验室不是问题，问题是机制——怎么让高校的研究成果真正走到企业里去，怎么让企业的问题真正进入高校的研究视野。”
董远方的眼睛亮了一下。他往前探了探身子，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刘校长，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我的想法是，实验室实行双主任制——高校出学术主任，企业出产业主任，两个人共同负责。研究方向来自企业需求，研究经费来自多方投入，研究成果优先在企业转化。这样既保证了研究的前沿性，又保证了成果的实用性。”
刘元德听完，沉默了几秒，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看着董远方，嘴角浮起一个笑容：“你这个想法很好，关键是落实。”
“落实的事，我来办。”
董远方拍着胸脯打包票，“您负责把实验室建起来，其他的事，交给我。”
类似的话，董远方在华清大学也说了一遍。
华清大学校长陈同舟是搞计算机科学的，六十多岁，年富力强，对工业软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