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阶段蒋百里积极整顿东北军务、编练新军，却也因此触动了“巡防营”、绿营等旧军队的利益，张作霖、冯德麟等人担心这新军将来会取代旧军，因此对蒋是百般排挤，不得已赵尔巽只能将其派往德国深造。
在德期间，蒋百里曾在兴登堡的麾下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向其深入地学习了德军的训练方法。
一九一零年年底他学成归国，凭借恩师陈仲恕的关系暂住在“禁军训练大臣”良弼的家中，随后被任命为“京都禁卫军管带”。
尽管良弼对他十分器重，但蒋百里始终放不下关外新军编练这事，留洋这几年他抽空就琢磨华国的破局之法，最后得出的结论便是“命门就在东三省”。
他在与良弼的私下交谈中多次提到。
“沙、倭两国将为华国之最大敌人，其中倭国之侵略野心尤甚于沙国，最足以发生战争地点也将是东三省，它是整个华国地缘安全最脆弱、但战略地位却最重要的边疆，因此筹划此地的国防建设，实为最切要之急务。”
终于良弼也认可了蒋百里的观点，今年年初就开始着手运作他二赴东北担任“总参议”的事宜。
到五月下旬事儿就已经办得差不多了，良弼先是说服了“军咨大臣”载涛点头，然后又写信给锡良保举蒋百里，而对方也给于了积极的回应，只是要求先当面见见后再向中央奏请任命，基本上到这个层面后续也就是走个过场了。
良弼将消息告诉给了蒋百里，后者自然是高兴万分，在简单交接了一下手头“禁卫军”事务后就乘火车来到了奉天。
按着蒋百里的想法，跟良弼见面也就是简单闲聊几句，因为按照此时制度，“总参议”的任免必须由总督大人奏请内阁才行，八成对方是怕担上个“用人不察”的责任才坚持要见自己的，所以他也没什么心理负担地就进了“东三省总督府”。
可一见面，蒋百里就察觉到了情况有些不对啊，这良弼说话时“哼哼哈哈”的，还直嘬牙花子，叫人看着这个难受，后来在他的询问下总督才算坦露了实情。
原来就在昨晚，锡良分别接到了来自“内阁总理大臣”奕匡和“协理大臣”徐世昌的两封来信，竟皆是推举“二十三镇”统制杜玉霖兼任“东北督练公所”总参议一职的。
这可给锡良整糊涂了，怎么冷不丁地中央那头就看上咱家玉霖呢？那小子要是想做“总参议”直接跟他说不就完了，何必兴师动众的都托关系托到京城去了。
可很快也就想明白了，这是人家不想让自己为难啊，毕竟杜玉霖已经手握重兵，若再因为自己保举得到了编练新军的权力，别说张作霖、冯德麟、马龙潭这些人不高兴，就连那张绍增、蓝天蔚恐怕也会心生抗拒吧？这下子好了，事儿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匡张罗的，里面好像还牵扯到了隆裕太后的情面，自己可不过就是“勉为其难”才答应而已，如何都怪不到他头上了吧。
唯独有些为难的，就是锡良之前答应了良弼的请托，几乎都表明自己同意那蒋百里来东北了，结果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就硬生生地夺了人家的美差，好说不好听啊。
在听完锡良的解释后，蒋百里也陷入了沉默，看来自己想以“巩固东北边防”来拯救华国的构想要再次搁浅了，而这一耽搁很可能这辈子也就再没有机会了，且不说朝廷中的自己人是否会一直得势，想那邪恶的倭狗们恐怕也不会等很久的啊。
后来锡良再说什么他也就没往心里去了，因为即便对方施舍了个虚职过来，对于他想完成的“大业”来讲都显得太过微不足道了，那还不如再回京城去，或者到四川找老同学蔡锷另谋其他救国之法。
不管蒋百里如何难受，锡良打从心眼里肯定是偏袒杜玉霖的，从公的角度讲，杜统制对于东三省如今的稳定格局是居功至伟，而从私的角度说，杜玉霖还救过他的性命呢，“总参议”作为整个东北军事指挥的“二把手”，由如此心腹来接管肯定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此外，这蒋百里也是倭国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跟张绍增、蓝天蔚他们是否有深入接触也未尝可知，如果将来他们再拧成一股绳恐怕还会带来祸端呢，这样的人不留也罢。
就这样，二人的这次见面也理所当然的草草收场了。
从“东三省总督府”出来后，蒋百里找了家酒馆喝了顿闷酒，然后去车站买了当晚的火车票，打算这就离开东北这“闹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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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六点四十分，“奉天驿”一层候车室内。
因为时间过于仓促没买到上等车厢的票，所以身穿便装又一身酒气的蒋百里就只能独自坐在普通候车区的木椅子上了，这真是与昨天过来时的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