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身的骚。杨畏想通过罢免苏颂让苏辙担任右相，他的这点小心思当即就被自己的同行给看出来了，御史黄庆基和董敦逸在此时再度抛出了“蜀党论”。

    这二人先是弹劾苏颂的副手范百禄（中书侍郎）行为不法，所以范百禄也应该跟着苏颂一起被罢职，然后他们又分别将矛头对准所谓的蜀党领袖苏轼和苏辙。他们说苏轼和他弟弟苏辙在担任翰林学士期间屡次抗拒上命拒不草诏，而且还大量地为其乡友谋取良差美职以致蜀党在朝中越发势大，长此以往必为国之祸患。此外，苏轼在此前给吕惠卿写贬官制的时候还涉嫌诋毁先帝，这实乃罪不可赦。因此，现在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应该赶紧将蜀党这伙人全部赶出京城以免蛊惑圣听。

    杨畏是蜀人，这个范百禄也是蜀人，苏轼和苏辙更不必多说。如此一来，在黄、董二人的舆论鼓动下，蜀党再次成为了这群北方士大夫的攻击靶子。为证清白，范百禄和当年的苏轼那样自请外放，他随即以资政殿学士出京兼任河中知府。

    当苏轼和苏辙再度陷入漩涡之中时，宰相吕大防站了出来。他不认为苏氏兄弟有什么大罪，反倒是觉得黄庆基和董敦逸还在不厌其烦地拿文字说事，这股“文字狱”的风气是断然不能让其延续下去。为此，他转而请求高滔滔要对这两名言官进行惩处。

    吕大防的这一席话正好挠中了高滔滔的痒处，黄、董二人由此被外放出京分别被贬为湖北和福建转运判官。杨畏可不会就此了事，要知道得罪小人的后果那是相当严重的，他再次拉上御史中丞李之纯和来之邵一起弹劾黄、董二人诬陷忠良，请行重责。没过几天，董敦逸和黄庆相继接到了新的任命：董敦逸知临江军（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黄庆基知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

    被这些事一阵闹腾之后，苏轼和苏辙相继上疏请求外任但都被高滔滔拒绝，另一个请求罢官的人则是由言官升任两府大臣的尚书左丞梁焘。因为苏颂的被罢，原本就是以弹劾别人而起家的梁焘竟然被这种事惹得一肚子邪火，当他成了受害者之后他才知道疯狗咬人这种事有多么的可恶至极，而直接导致他坚决请辞的事则是他在宋朝的对外政策上与两府里的众多同仁意见相左，这让他感觉自己实在是没法继续和这帮人一起共事。

    对于梁焘，高滔滔是很器重的，但见其去意已决高滔滔也就不准备强留。她派人秘密去询问梁焘由苏颂空缺下来的右相之位应该由何人来接替，梁焘毫不避讳地举荐了此时正在郁闷头上的范纯仁。

    范仲淹的这位二公子此时为何会郁闷呢？他又在哪儿呢？

    上次被罢相之后，范纯仁去到了河东路担任太原知府，可他实在是运气不怎么好。还记得前面我们说过西夏的梁乙逋发动几十万的大军在宋夏边境地带的那场大规模扫荡吗？这次扫荡导致陕西各路和河东路都遭了殃，受害最深的就是位于河东路的麟府二州，不巧的是这正好是范纯仁管辖的地盘。范纯仁正是因此而被调离了太原改任河南知府，不久他又被调往颍昌府担任知府。

    多说一句，这个颍昌府正是后来岳云率领八百背嵬军与金兀术的十三万铁骑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的颍昌府。

    梁焘的这个建议当即被高滔滔采纳，而此前呼声最高的苏辙则被高滔滔“狠心”抛弃。为何？高滔滔虽然对“蜀党”一说表面上毫不在意，可实际上却是起了提防之心，相较之下范纯仁就纯洁得多。果然，当这个决定出来后，一心想把苏辙抬上宰相之位的杨畏顿时就急眼了。杨畏上疏说范纯仁因为上次麟府二州被袭之事而获罪，可现在却要以罪官的身份担任宰相，如此是为赏罚不明，何以昭示天下？

    随即，杨畏又唆使来之邵弹劾范纯仁曾经师事程颐，而程颐也曾犯下大不敬之罪，所以绝不可以让范纯仁担任宰相。然而，高滔滔的倔脾气是举国皆知，她决定的事绝无更改的可能。眼见事已至此，杨畏转而又腆着脸说苏辙这个人其实也不堪大用，其目的就是为了讨好高滔滔和即将回京任相的范纯仁，其小人嘴脸在这一刻已是无处可藏。

    公元1093年7月1日，范纯仁正式被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而举荐他的梁焘则接替他成为新任颍昌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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