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渠道传播得更快。
茶楼酒肆的议论、商队脚夫的窃语、甚至江河上船工嘶哑的号子声里，都掺杂着“侯爷起兵了”、“要打北京了”、“嘉靖爷有遗诏”之类的只言片语。
恐慌迅速传播开来。
市面上的粮价应声而涨，一些士绅开始紧闭门户，将细软埋入地窖，也有胆大投机之徒，眼神闪烁，试图从这变局中嗅出商机。
东南五省的官场，更是经历了一场无声的地震。
那些张居正新任命的官员，此刻面如土色，有的试图收拾行装逃跑，有的则想方设法向总督府表忠心，还有的躲在衙署深处，瑟瑟发抖，不知屠刀何时落下。
而陈恪旧部和早已暗中投靠的官员，则迅速行动起来，控制府库、接管防务、弹压可能出现的骚乱，并按照事先可能得到的指示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巨变做准备。
消息传到北京的时间，仅仅比陈恪的“讨逆檄文”正式发布晚了两日。
当通政司的值班官员连滚爬爬地将那份抄录的檄文和杭州急报送入紫禁城时，天色已近黄昏。
文渊阁内，张居正刚刚与户部尚书议完今年漕粮的改折事宜，脸上还带着一丝疲惫后的松弛。
然后，他看到了那份文书。
起初是难以置信的错愕，他反复看了三遍檄文的开头和结尾的用印，确认这并非低劣的伪造。
他的手指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几乎要拿不住那轻飘飘的纸页。
“他……他怎么敢？！”一声压抑的低吼，打破了值房的寂静。
张居正素来以沉稳如山着称，但此刻，他脸上血色尽褪，眼眸中第一次出现了慌乱的神色。
陈恪起兵了。
不是小规模的骚乱，不是将领的哗变，而是堂堂正正打出“奉天靖难、清君侧”的旗号，以嘉靖遗诏为凭，召集东南全军，公开向他张居正宣战！
这完全超出了张居正的预料。
不，甚至是超越了他政治想象力的边界。
在他的算计中，陈恪最大的依仗是东南的兵权和财源，最大的弱点是政治合法性的根源——皇权。
陈恪是能臣，是功臣，更是权臣，但终究是“臣”。
张居正笃信，只要自己牢牢握住“君”的大义名分，占据中枢法统的高地，用温吞水般的手段慢慢侵蚀，陈恪最终只能有两种结局：要么屈服交权，做个富贵闲人；要么在忍无可忍时露出破绽，被自己抓住把柄一举击垮。
他从未想过，陈恪竟敢、竟能、竟会用如此决绝的方式，直接掀翻棋盘！
他是为了高拱？
这个念头在张居正脑中一闪而过，随即被他嗤之以鼻。
骗傻子吧！他绝不相信，陈恪这等人物，会为了一个政见未必完全相合的高拱，押上自己身家性命和身后千古名，行此险之又险的叛逆之举。
高拱不过是陈恪的借口，一面用来攻击自己的旗帜。
那张居正就彻底不明白了。
陈恪到底想要什么？他已经是靖海侯、太子太师，总督五省，开海之功、平倭之勋、南洋之捷，彪炳史册，恩宠冠绝当世。
就算自己日后掌权，要收拾陈恪，也只能用“跋扈”、“擅权”、“与民争利”等罪名慢慢收拾，最多是削爵罢官。
想要像对付高拱那样，轻易地将其下狱问斩，根本不可能。
陈恪的功劳太大了，大到皇帝想要动他，都必须三思而后行，大到天下人都会觉得是鸟尽弓藏。
他那些功劳，若是换成可免死的丹书铁券，怕不是得论斤称出来！
既然没有性命之忧，至少没有迫在眉睫的杀身之祸，陈恪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走这条一旦失败就万劫不复的绝路？
张居正想破头也想不通。
他只能将其归结为陈恪的疯狂，或者是一种对权力的偏执。
然而，无论理解与否，现实已经血淋淋地摆在了面前。
陈恪反了，而且是以一种极具蛊惑性和攻击性的方式“反”了。
嘉靖遗诏的真伪需要时间考证，但“奉天靖难”的口号已经喊出，东南大军正在集结。
留给张居正震惊和疑惑的时间，不多了。
值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侍立在一旁的文书，都屏住了呼吸，惊恐地看着首辅大人脸上变幻的神色。
张居正猛地闭上眼，深吸了几口气，再睁开时，虽然眼底的惊悸未完全散去，但那种掌控一切的冷厉和决断，已经重新回到了他的脸上。
恐慌解决不了问题，他是大明的首辅，是此刻帝国实际的主心骨，他必须立刻做出应对。
“来人！”张居正的声音恢复了平稳，甚至比平日更加冷澈，“即刻敲响景阳钟，召集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科道主要官员，于文华殿紧急朝议！”
“传令兵部，即刻以八百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