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当时的朝鲜国,帮了很多倒忙。
为了催明朝尽快出兵,朝鲜方面在情报上严重造假,导致明军先锋队遭遇“开门黑”。
他们还谎报敌情:朝鲜官员声称平壤只有“一千多倭军”,忽悠明军副总兵祖承训带着几千骑兵轻敌冒进。
结果平壤城里实际埋伏着日军主力上万人,导致祖承训部几乎全军覆没,史儒等将领战死。
在收复平壤后,朝鲜官员又谎报“汉城日军已逃”,误导提督李如松轻兵冒进,结果在碧蹄馆遭遇日军重兵伏击,损失惨重。
后勤上“画大饼”,让明军饿着肚子打仗,朝鲜在求援时夸下海口说粮草充足,等明军入境后才发现是“空头支票”。
他们的粮仓早就见底,承诺的平壤数万石存粮早被日军占了,地方行政系统瘫痪,根本筹不到粮。
明军经常处于“士皆饥色”的状态,只能极度依赖国内长途转运,极大拖累了作战效率。
而且朝鲜无力组织有效的民夫运输队,导致明军的重型火器(如大将军炮)和后续补给经常卡在路上,错失战机。
战场配合上更是频繁“掉链子”,多有临阵倒戈与瞎指挥。
陆军一触即溃,祖承训攻打平壤时,配合作战的500名朝鲜军,400人临阵脱逃,剩下的100人甚至有与日军交谈(疑似倒戈)的迹象,导致明军侧翼暴露。
外行指挥内行,朝鲜文官缺乏实战经验,却急于“瞎指挥”,不断催促明军在兵力未集、粮草未备的情况下仓促决战,还试图争夺军队指挥权,引发了严重的将帅矛盾。
甚至在战前,朝鲜还隐瞒了日本的野心。
在战争爆发前,朝鲜曾派通信使去日本,明知丰臣秀吉有“假道入明”的侵略野心,却对明朝“从轻奏闻”,甚至隐瞒了部分通使细节。
这导致明朝初期对日本的威胁程度和朝鲜的真实意图(是否勾结日本)产生了严重误判和信任危机,战备启动过晚。
就这,都还被他们吹得天花乱坠。
自己要是真派兵去平叛,搞不好也要被坑。
千万不要小瞧一个三百年王国朝廷的腐朽程度,可以说是烂到根了。
高丽和东瀛一样,阶层固化得太厉害,情况基本类似于魏晋时期。
内侍省的陈崇,少见地说话,他指挥着小内侍们搬来方凳,又亲自端来一杯茶,笑着说道:“金相国且坐,贵国忠诚,圣上素知。去岁贺正旦表文,尤赞‘东海藩屏,礼仪不坠’。”
东海藩屏,礼仪不坠.金富轼苦笑一声,礼仪确实不坠,但是国家快坠了。
金富轼欠身接过,方凳只坐半个屁股,茶是一口不喝:“不敢当圣誉,然高丽国侍奉君主的心是诚的。如今西京叛军已夺慈、郭二十四州,若陛下再不发兵,则高丽亡矣。”
“此乃高丽内政,朕已插手两次,俗话说可一可再不可三。”陈绍说道:“圣人说天象随德而变,金大夫你是海东大儒,当知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金富轼当然知道,这是董仲舒的话,而且他自己心底,其实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他们觉得,是高丽国主王家的品德不够,所以才多灾多祸。
毕竟李资谦是他王室的国丈、妙清是国主亲手提拔起来的妖僧。
金富轼一辈子都以儒生自居,把儒家的学问,奉为金科玉律,省世真理。
陈绍说出这个来,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反驳。
这就是君子欺之以方。
要是他是个普通的高丽人,上来就哭天抹泪地哀求,陈绍也不知道怎么应付。
大概率是会不见的。
但是金富轼,陈绍就不怕,每次都敢见他。
这时候,陈崇低着头,默默地背了一遍,然后才开口说道:“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今高丽岁月日时既易,故百谷用不成,家用不宁。”
“此乃天示咎征,贵主当反躬修德以回天意。若我朝擅动王师,是代天行罚耶?抑或蔽天之谴耶?”
“陛下金口玉言,说金大夫乃是海东大儒,这些道理当然是懂得的。”
这话咬文嚼字,引经据典,要是一般人可能听不懂,但金富轼太懂了。
他这辈子,就是在研究这些,如何能不明白。
被说的哑口无言,金富轼退出皇城的时候,脸色愈发地苍白。
殿内陈绍等人,则分外开心。
要是能不出兵,就使得高丽内附,那么这个功绩实在是太大了。
如今陈绍是三管齐下,一来不断挖走高丽的百姓,使之以躲避战乱的名义,逃到大景土地上,这属于是从根上动土。
二是太学院的高丽士子,回去之后,个个都成了坚定的卖国党。
三是坐视他们内乱,甚至推波助澜,使其无法团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