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脸色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他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拉了那么多督军，做了那么多工作，眼看就要成功了，却被傅良佐的一出“公民请愿”搅得前功尽弃。他恨傅良佐，也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制止他。
消息传到吉林驻京公馆，江荣廷正和徐世扬下棋。杨宇霆推门进来，把情况说了一遍。江荣廷放下手里的棋子，靠在椅背上，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段总理这回，栽了。”
徐世扬也放下棋子，叹了口气，“栽在自家人手里。傅良佐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窗外，北京的街巷里，游行的人群还没有散尽，远远地传来口号声，断断续续的，像是这场闹剧的余音。宣战案搁浅了，内阁散了，段祺瑞的如意算盘，碎了一地。
一人内阁的戏码在北京演了不到十天。段祺瑞一个人坐在国务院的办公室里，批文件，发命令，召见下属，进进出出的人不少，但内阁的座位空空荡荡，连个陪他开会的人都没有。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宣战案，是国会，是黎元洪。他一面物色新的阁员，一面授意滞京的督军和代表们继续向国会施压，企图重开议会，强行通过宣战案。
江荣廷在北京待了几天，见局势一时半会儿不会有结果，便先回了奉天，把杨宇霆留在北京，让他代表奉天参会。杨宇霆每天出入陆军部、国务院，和各路督军代表吃饭喝茶，消息灵通得很。
五月二十日，一份英文报纸《京报》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头版头条，赫然登着一则消息——中日秘密签订了大额军事借款。借款的数额、利息、抵押，写得清清楚楚，连合同条款都列了出来。
消息像一颗炸弹，在京城炸开了。国会炸了锅，议员们拍着桌子骂娘。段祺瑞在国会讲话时说“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现在白纸黑字摆在面前，不是谎言是什么？几个议员当场提出动议，要求追究段祺瑞的责任。更多的人附和，宣战案的事，没人再提了。国会直接宣布，宣战案不予受理。
段祺瑞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桌上摊着那份《京报》，脸色铁青。徐树铮站在旁边，低声说了一句：“总理，这事是谁捅出去的？”
段祺瑞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谁捅出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国会现在抓住了把柄。宣战案，怕是推不动了。”
徐树铮想了想：“总理，光靠咱们自己，压不住国会。得让督军团出面。”
段祺瑞抬起头看着他，没有说话。徐树铮往前迈了一步，声音压低了，带着几分试探的语气：“以督军团的名义发通电，攻击国会。就说‘今日之国会不为国家计，是自绝于人民’。要求解散国会。督军们都在北京，签个名的事。”
段祺瑞沉默了好一会儿，提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递给徐树铮，声音发沉：“去办吧。让各省督军和代表都签上名。”
徐树铮接过纸，看了一遍，转身出去了。
通电发出去之后，国会没解散，舆论先炸了。报纸上连篇累牍地骂段祺瑞“军人干政”“破坏法治”，黎元洪躲在总统府里，不吭声，也不签字。段祺瑞催了几次，他都不理。僵局，越陷越深。
就在北京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徐州那边，张勋坐不住了。
张勋的宅子在徐州城中心，三进三出的大院子，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气派得很。他穿着一身灰布长袍，后脑勺拖着一根花白的辫子，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步子不紧不慢，像一只巡视领地的老狮子。他的辫子跟别人的不一样，又粗又长，编得紧紧的，每天让老妈子梳一遍，抹上头油，一丝不苟。他手下的兵，也留辫子。别人都剪了，他不剪，他的兵也不剪。走到哪儿，那根辫子都是他的招牌。
张勋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从袁世凯死的那天起，他就在等。他等黎元洪和段祺瑞斗，等国会和国务院闹，等北京乱成一锅粥，然后他出面收拾残局。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张勋的自信不是凭空来的。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召开了三次徐州会议。第一次会议是一九一六年六月，他拉拢了七省军阀，应对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的局面，定下了北洋攻守同盟的调子，初步拿到了“督军团盟主”的名头。第二次会议是一九一六年九月，他正式成立了“十三省区联合会”，被公推为盟主，成了北洋各省督军的话事人，腰杆一下子硬了起来。第三次会议是一九一七年一月，他直接喊出了“取缔国会、拥护段祺瑞、淘汰阁员”的口号，矛头直指黎元洪和国会。三次会议下来，张勋产生了一个致命的错觉——整个北洋系，他是有地位的。只要他登高一呼，各省督军都会跟着他走。
他没看清的是，各省督军捧他当盟主，只是把他当“出头鸟”，用他的名头去对抗国会和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