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汪曾棋这句“你的作品总是要挨些骂”的调侃,徐峰心里也是十分无奈。对方这话说得还真是没错,回想他从当初发表处女作《山楂树之恋》以来,每部作品发表之后,总是要挨些骂的。当然,这里得加个限定词,那就是仅局限于成人文学,不包括儿童文学。在成人文学方面,大家真的太喜欢挑他的刺了,不管写什么,总是要挑点刺出来骂一骂的。也是幸好徐峰心比较大,并不怎么在意这件事,不然换个人来,估计早就被骂抑郁了。随后两人又开始探讨起了文学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创作语言这方面。之前常说当下的华夏文学陷入了瓶颈之中,不管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乡土文学……………每种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伤痕文学叙事完全固化,同质化跟风严重,苦难书写表层化、煽情化,缺乏深层反思。反思文学的确是突破了伤痕文学的表层叙事,但仍有严重的反思局限与模式化问题,它依旧未跳出主流叙事框架,人物塑造脸谱化,精英化局限明显。改革文学则是太过俗套,基本上都是写“敢闯敢干的厂长战胜保守的书记”,看过一两篇也就够了,再看就要膩了。至于乡土文学,里边的农民形象要么是“敢闯敢干的改革带头人”,要么是“保守落后的老顽固”,二元对立的形象完全脱离了真实的农民群体。大量作品的乡土场景、农民生活都是作者的想象,没有真实的民俗、方言、劳动细节,失去了乡土文学本该有的生活质感。总而言之,这些类型的文学在当下都有着自己的局限性。但是当下创作语言这方面,同样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主流创作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的语言模板,所有作家的叙事风格高度趋同:写场景是千篇一律的白描,没有地域、氛围的独特质感。写人物心理永远是直白生硬的“他想:XXX”,把复杂翻涌的内心活动简化为平铺直叙的独白。叙事节奏完全遵循线性时间逻辑,没有任何个性化的节奏设计或叙事巧思。读者根本无法通过语言风格区分不同作家,哪怕题材、地域完全不同的作品,读起来也像出自同一套通用模板。而汪曾棋便是其中少有的例外,早在几年前《受戒》刚刚发表的时候,他就已经跳出了主流文坛的语言枷锁,用一种兼具古典文学的温润韵味、民间生活的鲜活烟火气的散文化语言进行创作,和当时主流的标准化语言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他的创作,彻底打破了主流文坛“小说必须讲完整的故事,必须传递明确的主题”的固化逻辑———在他的笔下,语言不再是服务于故事的工具,本身就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虽然他这种风格是比较难学习的,但对于当下创作语言的困境来说,却是具有着借鉴意义。因此徐峰这会没少问他各种问题,至于汪曾棋,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跟徐峰本来就关系匪浅,再加上这些经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说就说了,也无妨。两人就这样探讨到了中午,接着汪曾祺便重新系上围裙,开始下厨做午饭。今天他家里的人各有各的事要忙,午饭只剩他们两个人。徐峰本来是想着帮忙打打下手,只是这会食材都已经处理完毕了,也没什么好打下手的,他便在旁边观摩学习。在厨艺这方面,他有一点基础,也有一点兴趣,在汪老这里偷学两招,以后也能在自己的朱霖姐面前露露手。而在吃饭的时候,徐峰也对汪曾祺做的菜赞不绝口,真的是把所有能想到的赞美之词全都说了一遍。对方在厨艺这方面确实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怪不得未来这方面的能力能够“破圈”。而看着徐峰吃得不亦乐乎的样子,汪曾棋也是满脸笑容,作为一个厨师,他最大的乐趣自然是看到自己亲手做的食物,被别人一口一口吃掉。那种成就感,根本不用多说。吃过午饭之后,徐峰主动扛起了洗碗的活,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他这才起身离开了这里。下次再跟对方见,那就得是明年的事了。回到家里之后,徐峰也是继续完成《功夫》余下的内容,他的想法是在回家之前把这份剧本给写好。后边等春节回来,三四月份的时候再找机会交给老,这样的话,创作速度也不会太过惊人。猪笼城寨的夜晚,静悄悄的。苦力强、裁缝师傅、油炸鬼,都收拾好了行李,准备连夜离开。他们知道,斧头帮的报复,很快就会来了,多待一刻,就多一分危险。苦力强背着包袱,走在最前面。巷子里的路灯忽明忽暗,风吹过,带来一阵若有若无的琴声。琴声很轻,很柔,像江南的小调。可就在琴声响起的瞬间,路边的树叶,突然齐刷刷地被切成了两半。苦力弱脸色一变,刚想运功抵抗,琴声突然变得凌厉起来。一道有形的气刃,随着琴声划过,我的人头,瞬间落地。身体还往后跑了两步,才重重摔倒在地。裁缝师傅和油炸鬼听到动静,立刻冲了出来。只见巷子口,坐着两个盲人,一个抱着古琴,一个坐在旁边,正是天残地残。就在那时,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突然炸响。“别打了!!”那一声吼,像平地惊雷,带着浑厚的内力,瞬间震散了琴音的气刃。天残地残脸色一变,手指被震得发麻,琴弦都差点断了。只见包租婆站在是近处,依旧穿着这件碎花睡衣,叉着腰,一脸怒容。包租公站在你身边,脸下有了平日外的嬉皮笑脸,眼神外满是热意。“包租公?包租婆?”裁缝师傅愣住了,我从来有想过,那个每天收租,骂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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