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一杯清茶，见徐峰进来，招招手：“坐，别拘着。我刚听小王说，底下快炸锅了。”徐峰在他对面坐下，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茶，没喝，只捧在掌心感受温度：“巴老，您是怕我讲得太狠？”巴金笑了，眼角的褶子像舒展的扇面：“狠？你比当年我写《家》时还软和呢。我是怕他们……太软和。”他放下茶杯，枯瘦的手指点了点自己太阳穴，“这里头，塞满了‘应该’——语言应该规范，人物应该典型，主题应该鲜明。可文学要是只讲‘应该’，那跟宣传栏有什么区别？”他忽然压低声音，像分享一个秘而不宣的宝藏：“你知道我为什么非逼你来这一趟？上个月，我翻旧稿，《随想录》第五集校样，看见一句‘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深渊里挣扎’。当时就想，这‘深渊’二字，重得硌人。可今天早上，看你稿子里写‘黄昏的头发’，我愣住了。‘头发’能长在黄昏上？荒唐！可为什么读着，真就觉得天边那抹淡金，毛茸茸的，像刚洗过的婴儿胎发？”老人眼中闪着孩子般的光：“这就是活的语言啊！它不跪着说话，它站着，有时还踮着脚尖，朝云彩吐唾沫！”徐峰静静听着，窗外蝉声骤密，仿佛整座京城的夏天都涌到了这扇窗下。“所以，”巴金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你接着讲。讲怎么让语言站起来。讲怎么让那些被‘应该’压弯了腰的字词，重新学会呼吸，学会疼，学会在纸上打滚撒野。”徐峰低头看着自己摊开的掌心。那上面似乎还残留着粉笔灰的微痒，像无数细小的、不肯安分的活物。他忽然想起昨夜伏案重抄这篇《十四岁出门远行》时，钢笔尖在稿纸背面洇开一小片墨迹，形状恰好像一只歪斜的眼睛。他端起茶，浅浅啜了一口。“好。”他说，声音很轻，却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下节课，我们讲‘疼痛的语法’。”——不是讲怎么写痛，而是讲，当一个人真正感到痛时，他的舌头会打结，他的句子会断裂，他的主谓宾会像散架的骨头一样堆在喉咙口。这时候，最准确的表达，恰恰是那声没出口的呜咽，那个被截断的半句，那页被泪水泡糊的稿纸。他起身告辞，推门而出。走廊尽头，一群编辑围在窗边，正争相传看一张被揉皱又展平的纸。那是乌兰托娅悄悄撕下自己笔记本的一页，上面只有一行新写的字，墨迹未干，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颤抖：“敖包的石头，咬着我的脚踝。”徐峰脚步未停，却在经过时，极轻地、几乎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回到教室，骚动已平息，却比方才更沉。有人伏案疾书，笔尖划破纸背；有人闭目凝神，手指无意识在膝盖上敲击节拍；周振国默默翻开随身携带的《现代汉语词典》，手指停在“拟物”词条上，久久不动；而陈默，正用铅笔在稿纸空白处反复描摹“黄昏的头发”五个字，笔画越来越轻，越来越虚，最后只剩下纸上几道几乎看不见的、毛茸茸的印痕。徐峰走上讲台，没拿任何讲义。他拿起一支粉笔，转身，在黑板上用力写下四个大字：**语言即人**粉笔灰簌簌落下，像一场微型的雪。“诸位，”他开口，声音不高，却盖过了所有细微的声响，“我们总在讨论怎么写好人，写好时代，写好中国。可没人想过——当我们的语言，连‘疼’都写不准，连‘黄昏’都长不出‘头发’，我们写的，还是活生生的人吗？”他顿了顿，目光如炬，扫过每一张被汗水与思虑浸透的脸。“今天课后，不做作业。只请各位，回家之后，做一件事：找出你最近发表或编发过的，最‘正确’、最‘稳妥’、最‘符合所有标准’的一段文字。然后，把它——”他右手食指竖起，缓缓横切而过，动作决绝如刀：“删掉。”“一个字，都不留。”“明天，带上那页空白的稿纸，来这儿。”“我们看看，当所有‘应该’都被削去，当所有‘必须’都被剜空，剩下的那片白，能不能，长出一点活气来。”窗外，夕阳熔金，泼洒在黑板上那四个字上，将“语言即人”染成一片灼目的赤红。粉笔灰在光柱里浮游，像无数微小的、不肯落地的魂灵。没有人鼓掌。但所有人都听见了自己胸腔里，那颗被长久规训的心，正一下，又一下，撞着肋骨，发出沉闷而新鲜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