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瘫坐在靠墙的那张塑料椅子上，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
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肩头处已经被泪水浸透，颜色深了一块。
下午开始，穿着不同制服、说着不同口音的人就轮番来到这间病房。
警察的话严厉而直接，像冰冷的铁链，一条条捆住她的心脏；
街道干部的语气看似温和，却像浸了水的麻绳，越收越紧；
老家来的村支书，用带着浓重乡音的土话，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锤子砸在她最在意的地方。
“宗族”、“脸面”、“后代”。
她只是一个在田间地头操劳了大半辈子的农村妇女，认得几个字，会算简单的账，最大的世界就是那个小小的家和几亩田地。
丈夫陈志是她的天，两个儿子是她的命。
如今，天塌了，命也快没了。
大儿子陈文残了，躺在隔壁床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小儿子陈武……她甚至不敢去想“杀人犯”这三个字。
“影响陈文前途”，她不懂太多大道理，但她知道，儿子手废了，以后讨生活都难，如果再背上一个“杀人犯弟弟”的名声，哪家姑娘肯嫁？哪个单位肯要？
“家庭彻底毁灭”，看着昏迷不醒的丈夫和残疾的儿子，她难道不知道这个家已经碎了吗？
她只是靠着本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任何一个能让这个家稍微完整一点的可能。
“唯一出路”，自首。
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她灵魂都在颤抖。
那是她的儿子啊，是她一口一口喂大的孩子，现在要她亲手把他送去刑场吗？
她捂着脸，泪水早已流干，只剩下干涩的、不受控制的抽噎，肩膀剧烈地抖动着，仿佛下一秒就会散架。
她看着病床上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胸口只有微弱起伏的丈夫，又转头看向旁边病床上，陈文那裹着厚厚纱布、形状古怪的右手。
巨大的痛苦和绝望像黑色的潮水，一波接一波地涌来，冰冷刺骨，让她无法呼吸。
胡锐站在靠近门口的位置，双手插在裤兜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他看着这位母亲从最初的沉默抵抗，到后来的痛哭流涕，再到此刻近乎麻木的崩溃，心里像堵着一团湿透的棉花，闷得难受。
他理解上级破案的压力，也明白陈武的危险性，但利用一个破碎家庭最后的情感纽带，逼迫一位精神濒临崩溃的母亲做出这样的选择……这让他感到一种职业性的屈辱。
他能做什么？他只是一个副队长，在庞大的体制机器和“维稳”、“破案”的政治正确面前，他那点微不足道的道德不适，连说出口的资格都没有。
“……我…我答应…”
不知过了多久，吴惠终于抬起那张被泪水和绝望侵蚀得不成样子的脸，声音嘶哑得如同砂纸摩擦，几乎微不可闻，“我…我劝他回来…你们…你们要让他…见他爸……”
这句话，像是用尽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丝力气。
说完，她整个人彻底瘫软在椅子上，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仿佛灵魂已经随着那句承诺飘走了。
得到吴惠的回答后，屋内的干部们，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唯有胡锐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
就在吴惠在病房内被迫做出痛苦抉择的同时，林向东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这座日渐繁华的小镇。
此时，空气里弥漫着雪茄和咖啡混合的醇厚气息。
这时，一辆从东罗村返回的冷链货车驶入城郊配送中心。
司机老赵在交接单上签完字，看似随意地对仓库主管提了一嘴：“主管，听说那边山里有警察在喊话，叫通缉犯的儿子赶紧回来见最后一面。”
这看似寻常的闲聊，让猴子十分在意。
“东哥，山里在放消息了。”猴子敲开林向东办公室的门，声音压得很低，“警方喊话说陈武父亲病危，我估计是警方的诱饵，想引他出来。”
林向东缓缓转过身，嘴角泛起一丝洞悉一切的冷笑。
这种利用人性弱点设局的手段，他上辈子时，早已司空见惯。
“想玩亲情牌？”林向东语气平淡，却带着一丝不屑，“黔驴技穷。”
他立即下达指令：“陈景联系陈武，立刻，马上！揭穿这个局，让他稳住，绝不能出去！”
陈景拿出那部专门用于单线联系的手机，快速拨通了陈武的号码。
“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一次，两次，三次……听筒里传来的始终是那个冰冷的电子提示音。
陈景皱着眉：“东哥联系不上，要么是信号盲区，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