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思想启蒙功不可没，然则国家积弱、外侮日亟之局，改观几何？”
一连串的反问，像重锤，敲打着每个人的心。
林怀安感到一阵窒息般的痛苦。
是啊，从鸦片战争到今天，近百年了，一代又一代人呼喊、奋斗、流血、牺牲，为何国家仍深陷泥潭，民族仍苦难深重？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出路究竟在何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谌先生缓缓吟出屈原的诗句，声音里带着无尽的苍凉与一丝不屈，“这‘求索’之路，我们走了近百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今日之中国，较之鸦片战争时，自然有了变化，有了进步。
但根本的困境——国家的独立、主权的完整、民族的复兴、民生的改善——依然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孙先生遗言，言犹在耳。”
他走回讲台，拿起粉笔，在“鸦片战争”四个大字下面，用力划了一道横线。
“历史课的意义何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我希望诸君记住今日这堂课，不仅是记住那些条约、那些赔款、那些屈辱的数字，更是要思考这屈辱背后的根源，思考我们民族这近百年来艰难求索的历程，思考你们自己——作为这个古老民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年——所肩负的责任与可能的方向。”
下课铃声在压抑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谌先生合上教案，微微颔首，拿起书本，走出了教室。
他没有留下任何作业，但所有人都觉得，这堂课留下的思考，比任何作业都要沉重。
学生们默默地收拾书包，没有人像往常一样喧哗打闹。
林怀安坐在座位上，久久没有动。
谌先生的话，像一把冰冷的解剖刀，将他近来心中许多模糊的感知、零碎的思考，串联、剖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鲁迅笔下“吃人”的呐喊，唐绍仪先生关于“误差”与“真理”的探讨，卫天霖先生“艺术拯救心灵”的信念，秦先生“危行言孙”的告诫，乃至与周世铭关于辩论的争论……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大而惨痛的背景板上，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也显得愈发复杂和艰难。
科学能救国吗？
传统道德能救国吗？
艺术能救国吗？
清晰的思辨能救国吗？
谨慎的言动能救国吗？
……在鸦片战争以来这近百年的民族生存危机面前，所有这些似乎都成了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定位的命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果主权沦丧，民族濒于危亡，个人的学问、艺术、德行、思辨，又将依附何处？
价值何在？
带着这份沉重与迷茫，林怀安度过了无精打采的下午。
晚上，他翻开那本《呐喊》，读到《药》的结尾，那坟头的花环，在无边的黑暗中，显得格外刺目而微茫。
他合上书，走到院中。
秋夜寒凉，星河寥落。
林家小院一片寂静，只有父亲房中传来几声压抑的咳嗽。
这寻常百姓家的宁静，在历史的惊涛骇浪映衬下，显得如此脆弱，又如此珍贵。
九月十六日，星期六。
天空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随时要压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深秋的肃杀之意。
按照政府“寓兵于民”的倡导和教育部的规定，中法中学的“军事训练课”就在这样一个早晨拉开了序幕。
操场被临时划为军训区域。
没有像样的观礼台，只在操场一端摆了一张旧书桌，算是**台。
校长、训导主任等校方领导面色严肃地站在一旁。
全校男生（女生免训）按年级班级列队，穿着五花八门的便装——长衫、短褂、学生装，甚至还有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在秋风中站得参差不齐，带着好奇、兴奋、紧张，也有一丝不情愿。
负责军训的教官姓韩，是学校从北平卫戍司令部请来的。
他年约三十五六岁，身材不高，但极为精悍结实，皮肤黝黑粗糙，仿佛经年累月被风沙打磨过。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式灰布军装，没有领章，但腰板挺得笔直，像一杆标枪。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左边脸颊上一道寸许长的暗红色疤痕，从颧骨斜划向下颌，为他平添了几分剽悍与沧桑。
他背着手，沉默地扫视着眼前这群松散的学生队伍，眼神锐利如鹰，又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与淡漠。
陪同的训导主任简短介绍了韩教官，说他“出身行伍，战功卓著，经验丰富”，要求同学们“严守纪律，刻苦训练，学习军人作风，以备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