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之而来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劣论……
文明有先进落后之差，文化亦有高下优劣之分，并非所有舶来的文化都是好的，很多文化，甚至是有毒、有害的！”
谌先生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然而，在那种‘凡是本土的皆糟粕，凡是西洋的皆精华’的极端心态下，这些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东西，也被不加甄别、囫囵吞枣地奉为圭臬，全面引进，争相学习。”
“为什么？”
谌先生自问自答，语速加快，如同连珠炮般，“因为它们在与本土传统文化的竞争中，往往以‘新潮’、‘进步’、‘革命’的面目出现，极具吸引力，尤其是在旧有价值体系崩塌、新的主流价值尚未确立的混乱时期。
它们能迅速俘获急于寻找出路、特别是对旧秩序充满反叛精神的青年人的心。
起初，它们或许能起到冲击腐朽、解放思想的作用，看似有益。
然一旦其击败或压倒了本土文化中那些真正有价值、能维系民族命脉的精华部分，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体地位，其毒性便会开始发作，遗毒社会，流弊深远！
比如，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奉为人生信条，会塑造出怎样冷酷自私的人格？
比如，全盘否定自身历史与文化，又会导致怎样的民族自卑与精神虚无？”
林怀安听到这里，心中剧震。
胡先生课上关于“天演论”流弊的剖析，在此与历史脉络惊人地衔接起来。
原来，思想的偏颇，竟有如此深远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危害！
那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盲目崇拜西方一切的倾向，他平日也偶有感觉，但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清晰地揭示出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与潜在危险。
“反观我们的东邻日本，”
谌先生话锋又是一转，语气复杂，“明治维新，提出‘脱亚入欧’，其学习西方，不可谓不彻底。
政治制度、军事体制、法律体系、教育模式、工业技术……几乎全盘西化。
他们学得认真，学得扎实，甚至学得有些过头，连生活方式、服饰礼仪都极力模仿。
结果，短短数十年，便从一偏隅岛国，一跃而为东亚强国，乃至世界列强之一。
甲午一役，击败我堂堂中华；日俄战争，竟又战胜欧洲强国俄国！
其崛起速度，令世界侧目。”
“日本，弹丸之地，资源匮乏，人口当时亦远不如我。何以能如此？”
谌先生提出问题，却并不期待学生回答，自己给出了答案，“原因固然复杂，但其学习西方之决心、之彻底、之系统性，远胜当时之我国，乃是关键。
他们不仅学‘器’，更学‘制’，学‘道’（当然，是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之道、资本主义扩张之道）。
而我们，洋务运动只学‘器’，维新变法想学‘制’却夭折，民国之后，学‘道’又往往学得皮毛，或误入歧途，且内部争斗不休，政令不行，一盘散沙。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气候、栽培下，结出的果实，天差地别。”
他长叹一声，那叹息中充满了无尽的遗憾与不甘：
“试想，我中华，泱泱大国，人口众多，土地广袤，资源丰饶，文明积淀深厚。
倘若我们能如日本明治维新那般，以壮士断腕之决心，谦虚、诚恳、系统、彻底地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之精髓，摒弃其糟粕，同时不自损根基，妥善保存并革新自身优秀文化传统，以此巨大之体量，深厚之底蕴，加以融合创新，假以时日，会爆发出何等伟力？
或许，早已挣脱枷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焉有后来这数十年之屈辱，今日东北之沦丧，松花江上之悲歌？！”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谌先生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穿透百年的疲惫与痛楚，“我们错过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在应对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走过了太多弯路，付出了太过惨痛的代价。
闭关自守，错失了主动融入世界的时机；盲目排外，导致了更深重的灾难；而急病乱投医式的全盘西化或简单排斥，又可能引入新的毒素，或自断命脉。
我们就像一個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巨人，时而昏睡不醒，时而狂躁暴怒，时而饥不择食，始终找不到平稳航行、御风而行的正确姿态与方向。”
“这，”
谌先生的目光再次变得锐利，看向台下每一个若有所思、或激愤、或迷茫的学生，“便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沉重、也最复杂的遗产。
它不仅仅是几场战争的胜负，几份条约的屈辱，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转型关口，所经历的撕裂、迷茫、痛苦与艰难求索。
这痛苦，至今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