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人类社会发展，自上古蒙昧，至于今日文明，其经济组织之演进，脉络大抵可循。
初始，人群聚处，共同渔猎采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此乃原始之公有制，看似平等，实则为生产力低下、物资极端匮乏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有些心不在焉的学生，继续道：
“然人口渐繁，物产有限，此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原始共产，弊端立现。
勤者惰者同食，智者拙者同劳，长此以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此《诗经》中硕鼠之讥，正道出此种平均之不可持久。
人性之中，固有私念，‘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若劳而无别，赏罚不明，则人皆懈怠，生产不兴，族群何以壮大？文明何以进步？”
胡教员引经据典，从《诗经》到《史记》，试图为他所描述的“历史规律”背书。
不少学生被这些熟悉的经典句子吸引，暂时从昏昏欲睡中打起精神。
“于是，私有之制，应运而生。”
胡教员提高了些许声调，像是在陈述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多劳者多得，力强者多获。
人各为私，竞相出力，于是百工兴起，技艺精进，物产日丰。
此乃人性之自然，亦为文明进步之阶梯。
由是观之，私有之制，实乃激发人力、富足社会之根本。
管子有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无私有财产之积累，何来仓廪之实、衣食之足？
更遑论礼义荣辱。”
他接着阐述，随着人口繁衍，事务繁杂，简单的个人劳作不足以应对，于是出现了分工协作，出现了“能者”或“强者”组织生产、管理资源的情况，这便有了“地主”、“领主”或“国家”的雏形，他们集中资源，组织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如水利、垦荒），内部或有协作分配，但从根本产权而言，仍属私有。
这种制度，在他看来，适应了更大规模人口和更复杂社会的需要，是历史的进步。
“至于今日，竟有异端邪说，鼓吹废除私产，重归所谓‘全民公有’，” 胡教员的语气变得严肃，甚至带上了几分训诫的意味，“此实乃昧于历史、悖于人性之妄言！
此等主张，看似悲天悯人，追求绝对之平等，实则乃开历史之倒车，欲使我文明社会，重返原始洪荒之幼稚状态。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然此等论调，非但不是以古为镜，乃是泥古不化，刻舟求剑！
我中华素有厚古薄今之传统，然所厚者，乃先贤之道德文章，礼义教化，而非草昧原始之简陋生活！
若有人假借同情弱者、打抱不平之名，行鼓吹此等历史倒退之实，非愚即诬！
国民易受煽惑，若盲从此说，则必蹈大祸，重遭浩劫！”
胡教员说得有些激动，脸颊微微泛红。
他最后总结道：“故 总理之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其精义在于承认私产之合理，防范资本之垄断，以国家之力，调和社会贫富，‘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此乃稳健中正之道，既顺应人性私产之常情，又顾及社会整体之安定，绝非那等激进虚妄、毁家纾难之邪说可比。
诸生求学，当明辨是非，慎思之，笃行之。”
一番长篇大论，引经据典，逻辑似乎也自成一体。
不少学生，尤其是一些家境尚可、观念较为保守的同学，听得频频点头，觉得胡教员所言，合乎经典，也符合他们日常所见所感的“常理”——谁不为自己家多挣几亩田、多开一间铺子而努力？
若是都归了公，那还了得？
然而，坐在后排的林怀安，却越听眉头皱得越紧。
胡教员的论述，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总让他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
将公有制简单等同于原始社会的平均主义，将私有制视为激发生产力的唯一动力和人性“自然”，将主张社会变革的思想斥为“异端邪说”、“历史倒退”……这种非此即彼、将复杂历史进程简单归因于单一“人性”的说辞，与他从郝楠仁记忆碎片中获得的、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发展图景，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他想起了历史课上，谌先生分析晚清“闭关锁国”时那种多维度的视角，想起了唐先生讲述科学精神时强调的怀疑与实证。
眼前的“党义”课，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定论和鲜明的价值评判。
就在胡教员讲完，示意大家可以稍作休息或提问时，一个声音在略显沉闷的教室里响起，不大，却清晰：
“胡先生，学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
众人循声望去，是周世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