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更是朱高燧手中最合适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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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格软弱，急需一个强大的靠山来帮他夺回皇位。他在圣洲的七年，早已被朱高燧洗脑，或者说“重塑”。
李鹤、徐有贞：李鹤是天津卫指挥使，掌握了一定的兵权，徐有贞是个有能力的两面派。
他们都嗅到了权力更迭的气息，为了保住荣华富贵，甘愿充当马前卒。
但在朱高燧的宏大棋局中，他们都是可用的棋子。
朱祁钰：他是悲剧的受害者。
他继位后守住了北京，挽救了大明，却因废立皇后、太子而失去了人心。
没人知道朱高燧与朱祁镇去探视他时，究竟对他说了什么，我们只知道，几天之后，这位景皇帝离奇去世，年仅30岁。
陈循与高谷：这两位内阁重臣，在我们的新史料中，被定义为“江南士绅的代言人”。
他们支持立朱见深，是因为朱见深年幼，易于操控，且背后站着的是江南的地主豪强。
他们并不希望朱祁镇回来，更不希望朱高燧插手。
所以，他们与石亨一样，最终都死在了朱高燧手中。
六、深层动因：朱高燧的“圣明焦虑”
那么，远在圣洲的朱高燧，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甚至不惜动用私军护送朱祁镇回来？
仅仅是为了亲情吗？
不，是为了利益，是为了“圣洲大明”的生存。
根据《圣明经济史》记载，当时的圣洲大明，虽然地大物博，但极度缺乏人口。
朱高燧建立的“东华帝国”，急需劳动力来开采矿产、种植作物。
而神洲这边，以陈循为首的江南士绅集团，他们掌控了海运和贸易。
他们乐于向圣洲输出商品，但极度抵制向圣洲移民。
因为他们害怕人口流失导致神洲劳动力成本上升，更害怕圣洲的崛起会动摇他们的经济霸权。
在朱祁钰病重期间，陈循集团已经明确表示，将在新帝登基后，实行“海禁收紧令”，严格限制百姓出海，特别是限制向圣洲移民。
这对于朱高燧来说，是釜底抽薪。
如果让朱见深登基，让陈循掌权，圣洲大明将面临“断血”的危险。
因此，朱高燧决意发动政变。
他要扶植一个亲圣洲的政权。
朱祁镇，这个在圣洲留学多年、深知圣洲潜力的“大侄孙”，成了最佳人选。
七、结局与清算：血色的黎明
政变成功后，历史的走向发生了剧烈的偏转。
朱祁钰之死：政变数日后，朱祁钰去世。
官方宣称是病死，但野史和圣明的密档暗示，应该是他不愿受辱而自尽。
不过，他死后，朱祁镇恢复了他的帝号，以帝王之礼，将其葬入了皇陵。
于谦被贬：这是夺门之变中最令人惋惜的一幕。
他是北京保卫战的第四功臣。
当年，北京保卫战的第一功臣是张辅，第二是邝埜，第三是曹鼐。
但于谦代表的是文官阶层的独立意志，这是朱高燧与朱祁镇所不能容忍的。
于是，一道圣旨，功臣被贬。
正如史书所叹：“朝野皆为其惋惜！”
陈循、高谷余党的下场：除少数人被杀，六部尚书侍郎级别的高官几乎全部被贬谪或流放。
这是他们政治斗争的失败，也是江南士绅集团在与皇权以及海外皇权的博弈中的一次惨败。
随着陈循、高谷一党倒台，神洲百姓迎来了向圣洲移民的高潮。
八、历史的回响：公元纪年的诞生
夺门之变带来的最大影响，不仅仅是皇位的更迭，还有神洲与圣洲在文化上的交流。
朱祁镇复辟后，改元“天顺”。
但在圣洲，朱高燧的继承人、圣明兴德皇帝朱瞻堂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性和开创性，遵从朱高燧的提议，推行了一项影响至今的伟大变革——公元纪年。
在兴德元年的正月，朱瞻堂在圣洲发布《正朔诏》，正式宣布在保留帝王年号纪年的同时，采用“公元”纪年。
他将黄帝历法问世的那一年定为公元元年。
这一举措，切断了神洲儒家士大夫通过“正朔”来否定圣洲合法性的纽带。
朱高燧与朱祁镇聊到此事后，朱祁镇也采纳了这个提议，他在天顺元年九月初五举行了盛大的祭祀黄帝的仪式，然后宣布了这一决定。
从此，公元纪年在神洲、圣洲通用，两个大明的文化开始趋于一个大的体系，后面炎洲大明也采用了公元纪年与年号纪年并行的方式。
而这一纪年方式，一直用到了现在。
九、于廷点评：是“篡逆”还是“救赎”？
回顾这场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