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幽州的凌云与兖州的曹操，这两位乱世中最具雄心的枭雄，不约而同地厉兵秣马、将目光与精锐悄然投向西方之时。
两篇注定要震动天下的檄文，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从涿郡与昌邑的密室中飞驰而出，如同两支无形的号角，吹响了新一轮天下角逐的序曲。
凌云以“汉室宗亲（灵帝女婿）、幽州牧、总督河北四州军事”之名，其檄文由郭嘉等人反复锤炼，文采斐然而锋芒毕露。
曹操的檄文则以“兖州牧、奋武将军、参录尚书事”的朝廷正式职衔发出，由荀彧亲自执笔，文风更为沉郁雄辩，引经据典。
这两篇檄文，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通过官驿、商路、游侠乃至秘密渠道，传遍了大江南北的州郡治所、世家大族乃至市井乡野。
其义正辞严的控诉，切中了时人对董卓暴政的普遍憎恶，对汉室正统的残余认同以及对安定秩序的渴望。
一时间，士林之中争相传抄议论，酒肆茶坊里说书人也有了新素材，凌云与曹操的“忠义”之名，至少在舆论场中，得到了广泛的宣扬与某种程度的认可。
然而，檄文的慷慨激昂，终究停留在纸面和口舌之间。
当需要真刀真枪、冒着巨大风险远离巢穴，去接近那片充满未知与血腥的权力风暴中心时，天下的诸侯与豪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观望与保留。
盘踞南阳、自恃“四世三公”嫡子身份而野心勃勃的袁术，接到檄文后，在富丽堂皇的府邸中嗤之以鼻：
“迎那小儿天子？徒惹麻烦！彼在长安，吾在南阳，正好各自为政！”
他只命人草拟了一篇不痛不痒的文书，表示“遥为声援”，实则按兵不动，继续经营他的淮南，做着代汉自立的美梦。
寄居徐州的刘备，手捧檄文，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他确有忠君报国之念，亦感激凌云昔日让徐州之恩义与如今的暗中维系，但徐州，内有丹阳兵桀骜、州郡豪强未附，外有淮南袁术虎视眈眈，自身兵马钱粮俱缺，心腹关羽、张飞虽勇，却难撑大局。
纵有糜竺受凌云之托，暗中陈说利弊，劝其“积蓄力量，以待天时”，刘备自身也清楚，以他目前的实力，长途跋涉涉足长安乱局，无异于以卵击石。
最终，他只能长叹一声，回书表示“心向往之，然力有未逮”，继续在徐州苦苦支撑，消化内部。
荆州牧刘表，坐拥江汉富庶之地，却志在保境安民，对中原纷争一向采取保守态度。
他客客气气地回信，称赞凌云、曹操“忠勇可嘉”，但话锋一转，便强调“荆州地僻，蛮夷未服，兵甲不精，恐难远赴”，实则紧闭荆襄门户，冷眼旁观。
益州牧刘焉，早在灵帝末年便已割据蜀地，此时更有关塞阻隔，对中原事务兴趣寥寥，只敷衍地表示“已知晓”。
远在江东的孙策，正以雷霆之势扫荡刘繇、严白虎等势力，忙于开疆拓土，巩固根本，无暇西顾。
至于散布各地的郡守、豪帅、黄巾余部、山贼流寇，或路途遥远鞭长莫及，或实力微弱自顾不暇。
真正将檄文中的口号视为行动纲领、并有能力将之付诸实施的，放眼天下，似乎只剩下檄文的发出者——北据幽并冀青、虎视眈眈的凌云，与坐拥兖州、扼守中原要冲的曹操。
天下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聚焦于这两股即将西向的力量，屏息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步动作，以及长安那似乎越来越近的惊雷。
就在这微妙而紧张的对峙与观望氛围中，凌云与曹操，几乎如同镜像般，开始了实质性的军事调动。
凌云以“巡视察看并州边防，演练新式战法”为公开理由，亲率郭嘉、典韦、赵云、张辽、高顺等核心文武。
并精选骑兵五千（多为幽州突骑与并州狼骑）、善战重甲步卒三千，合计八千精锐，悄然离开涿郡，经由井陉、太原，一路南下，抵达并州最南端的河内郡。
此地由郝昭、徐晃长期经营，城防坚固，屯田有成，粮草储备丰足，且与司隶河南尹仅一河之隔。
大军驻扎在黄河北岸几处隐蔽的营寨与加固的坞堡中，对外严格封锁消息，斥候游骑却日夜不停地监控着黄河渡口与对岸动静。
凌云的中军大帐内，巨大的沙盘上清晰地标示着从河内渡河后，经孟津、平阴通往洛阳的路线，以及从洛阳西进，过函谷、潼关直至长安的险要关隘。
凌云与郭嘉、张辽等人日夜推演，计算着渡河所需船只、时间，预估可能遭遇的阻拦，并制定了数套应急方案。
所有行动，皆通过加密信鸽与快马，与洛阳城内那位隐于幕后的关键人物——徐庶，保持着几乎不间断的紧密联系，长安任何一丝异常的风吹草动，都会在第一时间呈递到凌云的案头。
几乎与凌云南下的同时，曹操则以“豫州颖川、汝南一带，黄巾余孽复炽，勾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