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难啃的啃下来了，其他地方就好办了。”

    一行人从潼关进入陕西，沿着官道向西行进。走了两天，到了西安府境内。

    谢永昌没有急着进城，而是先去了乡下，微服私访。

    他穿着一身粗布衣裳，戴着一顶草帽，像个普通的行商，在乡间的小路上走走停停，跟路边的农民聊天。

    “老乡，今年的收成怎么样？”他蹲在一个田埂上，跟一个正在锄地的老汉搭话。

    老汉抬起头，看了看他，叹了口气:“收成？能有什么收成？天旱，地干，种子撒下去，出一半苗就不错了。”

    “那够吃吗？”

    “够吃？”老汉苦笑，“够吃个屁。三亩地，打下来的粮食交完租子，剩下的只够喝半年稀粥。下半年还得借粮，借了还不上，利滚利，地就没了。”

    “租子多少？”

    “七成。”老汉伸出一只手，比划了一下，“收十斗，交七斗，剩下三斗。三斗够什么？一家五口人，一个月就吃完了。”

    谢永昌皱了皱眉。七成租子，这在山东都不多见。

    陕西的地本来就贫瘠，产量低，再交七成租子，佃户确实活不下去。

    “地主是谁？”他问。

    老汉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刘家，刘义刘老爷。你别乱说啊，当心被人听见。”

    谢永昌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他又走了几个村子，情况大同小异。刘义的地最多，租子最重，人也最狠。

    谁要是敢拖欠租子，轻则被打断腿，重则被扔进大牢。

    附近几个县的百姓，提起刘义这个名字，没有不恨得咬牙切齿的，但没有一个人敢反抗。

    “看来，刘义是块难啃的骨头。”谢永昌回到客栈，对李顺说。

    “大人，要不要先动别家？”李顺建议道，

    “把刘义放在最后，等他看到别家都分了，也许就服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