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殿的灯灭了，宫道静得能听见瓦片上露水滚落的声音。陈长安没回寝殿，也没在主位久坐，而是走到案台前，翻出一份刚递上来的边军粮草调度折子。纸面泛黄，是北境急报，说幽州驻军连日操练，粮耗激增，请求增拨五千石粟米。
他提笔，在“准”字后面写下三个字：“减五千石”。
笔锋沉稳，墨迹清晰，毫无迟疑。写完后，他把奏章副本轻轻搁在案头最显眼的位置——那是每日早朝前，内侍必经之处，也是曹鼎心腹常来取件的地方。他甚至没盖印，就那么敞着，像忘了收走的一道错判。
做完这些，他才坐下，闭目养神。殿内烛火微晃，映着他半边脸在墙上，影子不动，像一尊刚雕好的石像。
他知道，曹鼎会来看。
那老太监不是蠢人，但也不是不怕输的人。权力这东西，一旦尝过味，就容不得别人压一头。前几日他用“酌情增拨”试水，是想看看陈长安会不会抓他小辫子。现在，轮到他给对方递一根更粗的绳子了。
天刚亮，第一缕光挤进窗缝时，内侍果然来了。他低头取奏章，一眼就看见那行“准减五千石”，手顿了一下，但没多问，照例送去了偏阁。
批红阁里，曹鼎正用热毛巾敷着手背。年岁大了，夜里批红总觉酸胀。他接过奏章副本，展开一看，眉头猛地一跳。
“减五千石？”
他低声念了一遍，又从头到尾核对前后文。没错，是陈长安亲笔，字迹熟悉，印章未盖，流程合规。可内容荒唐——北境缺粮已是明摆的事，前几日还因空饷查了三名营官，这时候减粮，等于断将士口粮。
他嘴角慢慢扬起一点弧度。
终究是年轻。再稳重，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或许是他觉得大局已定，开始轻敌；或许是连日操劳，一时疏忽。但不管怎样，这一步错了。
错得正好。
他放下奏章，招来心腹内侍，低声道：“去，悄悄递话给李阁老、王尚书、赵都御史，就说……今日早朝，有桩大事要议。”
内侍点头退下。曹鼎重新拿起那张奏章，指尖在“减五千石”上摩挲两下，像是摸到了什么宝贝。他知道这三人一直不满陈长安独揽大权，尤其李阁老，儿子曾在山河社被陈长安当众斥退，早憋着一口气。只要他们联手发难，以“误国损军”之罪质询，哪怕不立刻扳倒他，也能逼他交出部分批红权。
他甚至已经在心里排好了话术：自己并非针对摄政王，只是忧心边军安危，不得不言。
想到这儿，他轻轻吹了口气，把奏章角上的灰烬吹散，然后整整齐齐归入待呈档。
这一招，他玩过太多次。当年严党倒台前，就是靠这种“群臣共谏”的法子，一点点削掉首辅的实权。如今，不过是故技重施罢了。
早朝钟响时，百官列班而立。陈长安已在主位落座，神色如常，袍角都没动一下。曹鼎站在偏列，目光扫过那三位老臣——李阁老眼神锐利，王尚书袖中似握着什么东西，赵都御史则微微颔首，显然是约好了。
果不其然，礼毕未久，李阁老便出列，手持奏章，声音洪亮：“臣有本启奏！昨夜边军急报，幽州驻军粮耗剧增，恳请增粮五千石，以稳军心。然摄政王批复‘准减五千石’，此举恐伤士气，动摇边防，不知是何考量？”
满殿皆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陈长安身上。有人皱眉，有人窃喜，更多人屏息等待。
陈长安缓缓抬眼，目光平静，先看向李阁老，再转向曹鼎：“此议可曾通禀曹公？”
曹鼎出列，站得笔直：“未曾知会。此事关系重大，老臣若知情，必会上前提醒。”
“哦？”陈长安轻声应了一句，像是才听说这事，“那曹公以为，我此举是昏聩，还是另有缘由？”
曹鼎顿了顿，道：“老臣不敢妄断，只知边军若断粮，必生哗变。摄政王纵有深意，也该事先通气，免得人心浮动。”
陈长安点点头，忽然笑了下：“说得有理。”
他拍了拍手。
内侍捧来一叠文书，当众摊开。全是过去五日的批红记录。
“诸位请看。”陈长安起身，走到殿中，手指点在其中一页，“曹公这几日，连批七份奏章，用的都是‘酌情’‘可议’‘视情形而定’这类词。粮饷、驿传、军械调度，件件都是要务，却无一句实话。这是怕担责，还是想留后路？”
曹鼎脸色微变，但未反驳。
陈长安继续道：“而我这一句‘减五千石’，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减的是虚报之数，不是实供之粮。幽州驻军近月上报耗粮一万八千石，可实际核查仅一万三千石。多出来的五千石，去哪儿了？是进了兵官腰包，还是填了私仓？”
他话音落下，又一份账册被呈上。是户部暗查的流水底档，清楚记着三名营官虚报领粮的记录。
“我减的，是贪墨。”陈长安声音不高，却字字落地，“若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