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传遍京城，传遍全国。
三月二十八日凌晨，京城。
天还没亮，京城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机场，
已经开始出现异样的人流。
人们拖着行李箱，背着包，
抱着孩子，神色慌张地涌向售票窗口。
“去沪上的票，还有吗？”
“去津市的，最早一班几点？”
“我要三张去临海星城的，越快越好！”
一个中年男人挤在火车站售票大厅的人群中，
满头大汗，手里攥着一沓钞票。
他凌晨四点看到那篇报道，当即决定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
“爸，咱们为什么要走啊？”
十岁的女儿拉着他的手问。
男人低头看了女儿一眼，没有说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解释这个城市正在变成疫区，
解释那些官员瞒报了真相，
解释他们留在这里可能面临的危险。
他只是紧紧握住女儿的手，拼命向前挤。
售票窗口前，队伍已经排到了大厅外面。
有人凌晨三点就来了，有人干脆没睡，
盯着电视看了一夜新闻。站前广场上，
广播一遍遍播放着车次信息，但没人听得进去。
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行李箱的滚轮声，
到处都是焦灼的询问和催促。长途汽车站的情况更糟。
开往周边省份的大巴，每一辆都被塞得满满当当，
过道里挤满了人。有人为了上车，甚至从窗户爬进去。
机场的情况稍好一些，毕竟机票贵。
但候机大厅里，同样挤满了神色焦虑的人。
有人穿着睡衣就来了，有人抱着笔记本电脑还在订票，
有人蹲在角落里打电话：
“妈，我今晚就回去，你先别出门，等我回来再说...”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女医生，站在机场出发大厅的角落，
看着涌动的人潮，眼泪无声地滑落。
她是京城某三甲医院的护士，今天刚下夜班。
昨天，她亲手送走了两个病人，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今天早上，她听说又有三个同事倒下了，
其中一个，是跟她同科室的姐妹。
她不敢回家，不敢去见父母，
不敢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医院工作。
她怕把病毒带回去，怕家人被隔离，
怕成为别人避之不及的“传染源”。
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些逃离的人，
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有羡慕，
有不甘，有委屈，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他们可以逃。她不能。
她身后，是那个正在被病毒吞噬的城市，
是那些还在病房里挣扎的病人，
是那些和她一样，穿着防护服坚守的同事。
她深吸一口气，擦干眼泪，转身走出机场。
外面天已经亮了。阳光照在她疲惫的脸上，
刺得她眯起眼睛。手机响了。是科室主任打来的。
“小张，你在哪儿？快回来！
又有五个病人送进来了，防护服快用完了...”
她应了一声，挂断电话，拦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回头看了她一眼，看到她身上的白大褂，
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发动了车子。
车子驶向医院，与一辆辆驶向机场、火车站的车子擦肩而过。
她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同一时间，粤省，羊城。
中山三院呼吸科主任吴潇，刚刚签完第四份死亡证明。
死者是她手下的一个年轻医生，
三十二岁，孩子刚满一岁。
一周前还在查房，三天前开始发烧，
两天前确诊，今天凌晨，呼吸衰竭，没抢救过来。
吴潇签完最后一个字，手抖得厉害。
她放下笔，走出办公室，
靠在走廊的墙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这是她失去的第三个同事了。
前两个是护士，一个二十八，一个三十五。
都是好姑娘，都是孩子的妈妈，都是累倒的，
感染后扛了不到一周，就走了。
她不敢去看那个年轻医生的妻子，不敢去看刚满一岁的孩子。
她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
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们——你们的丈夫，
你们的爸爸，是因为救人才死的，
可他救的人里，有几个活下来了？
他不知道，她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