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亮又看向杨保禄。
“你比你弟大四岁。从小就知道让着他。有一回你娘做了麦芽糖，一人一块。你的那块吃完了，他的那块还没动。你就蹲在旁边看着，也不开口要。”杨亮的声音很轻，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后来你把盛京管起来了。几千口人的吃喝拉撒，工坊的进出账，码头的货船，商队的路线，你一个人扛着。你弟搞技术，你搞管理，你们俩撑起了这个家。”
杨保禄的喉咙动了动。他把脸转向窗户那边，过了一会儿又转回来。
杨亮看着两个儿子，沉默了一阵。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床脚的被子上，把粗布的纹理照得清清楚楚。
“我没什么不放心的了。”他说。
那天下午杨亮又睡了。傍晚醒来喝了几口米汤，然后又睡。第二天精神就没有了，恢复了之前的状态，大部分时间睡着，醒来的时候也很少说话。珊珊把窗户关小了一些，在床边多放了一个炭盆。炭盆是盛京自己烧的木炭，没有烟，烧起来微微发红，把卧房烘得暖和干燥。
腊月初三，杨亮在睡梦中走了。
那天早晨珊珊像往常一样端着米汤推门进去，叫了他一声，他没有应。珊珊把碗放下，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凉的。她把手指放在他鼻子下面停了一会儿，然后收回来，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自己膝盖上，在床边坐了很久。
诺力别是第二个知道的。她来送热水，推门看见婆婆坐在床边一动不动，杨亮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她站在门口，没有进去。过了一会儿，她转身走出去，在院子里找到了正在劈柴的杨保禄。
“保禄。”她说。
杨保禄手里的斧头顿住了。他放下斧头，在衣襟上擦了擦手，走进父亲的卧房。珊珊还坐在那里。杨亮躺在床上，眼睛闭着，嘴微微合着，脸上的皱纹比他睡着的时候浅了一些，像一张被抚平的纸。
杨保禄在床边站了一会儿。他没有哭。他走到母亲身边，把手放在母亲的肩膀上。珊珊拍了拍他的手背。
“去叫你弟弟。”她说。
杨定军在水力工坊里。卢卡蹲在纺车旁边换齿轮，杨定军在旁边盯着。诺力别走进来时，他正在用卡尺量新齿轮的齿距。诺力别只说了一句“定军，爹走了。”杨定军手里的卡尺没有掉。他把它放在纺车的底座上，对卢卡说了一句“齿距不对，再锉两丝。”然后跟着诺力别走出了工坊。
从工坊到内城的路上杨定军没有跑。他走得很快，步子比平时大，皮靴踩在冻硬的石板路上，一步接一步。走到父亲卧房门口时，他停了一下，然后推门进去。
杨保禄站在床边。珊珊坐在床沿上。杨亮躺在那里。
杨定军走过去，在床边蹲下来。他看着父亲的脸。三十九年前这个人把他从另一个世界带到这里，那时候他还在母亲肚子里。三十九年，他在这个人造的房子里长大，读这个人写的书，用这个人画的图纸，学这个人教的本事。现在这个人走了。
杨定军伸出手，把父亲放在被子外面的手握住。手已经凉了，指节还是那么粗，老茧还在。他握着那只手，蹲在床边，很久没有动。
盛京的丧钟是在午后敲响的。
钟挂在码头边的木架上，是盛京自己铸的，平时用来报时和示警。敲钟的人是老乔治。他听说杨亮走了，放下手里的账本，走到码头边，解下钟槌，一下一下敲起来。钟声很沉，在阿勒河谷里传出去很远，撞在对面的山壁上又弹回来，一声叠着一声。
工坊区的水车停了。弗里茨亲自关的水门。阿勒河的水从水轮两侧漫过去，水轮慢慢停下来，叶片上挂着的水珠滴落，在河面上砸出小小的涟漪。传动轴不转了，纺车的锭子一个一个停下来，嗡嗡声越来越低，最后完全消失。卢卡站在工坊里，看着那些静止的锭子，把手里的棉条放回筒里。
铁匠坊的风箱停了。汉斯把炉子封了，把锤子擦干净挂在墙上。他从学徒干到师傅，在盛京打了二十多年铁，杨亮给他画的第一张图纸他还收着。是一把犁头的图，尺寸标注得清清楚楚，连淬火的温度都写在旁边。
玻璃工坊的炉子也停了。朱塞佩把坩埚从火上移开，用湿泥封住了炉口。他来盛京不到半年，只见过杨亮两三面，其中一次是杨亮拄着拐杖来看他烧蓝玻璃。杨亮看了很久，临走时跟杨定军说了一句“这个颜色，比书上画的还正。”朱塞佩听不懂汉语，但他记得杨亮说这句话时的表情。
造纸坊、织布坊、木工房、钾碱工棚，全部停了。
学堂停了课。杨安远把孩子们送出学堂的门，自己站在门口，看着内城的方向。玛格丽特走过来，握住了他的手。杨安远没有说话，只是握紧了。
码头停了船。已经装好货的船不发了，刚到的船不卸了。船工们把缆绳系紧，跳板抽掉，三三两两蹲在岸边，没有人说话。
当天傍晚，杨定山带着远瞳队员从边界赶回来。他骑马进城门时天已经快黑了，城墙上值夜的火把刚刚点起来。杨定山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