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军点了点头。他走回水力工坊，经过码头时看见新造的货船泊在岸边，船身上的桐油还没干透，在太阳底下发亮。船工们正在往船上搬货，一袋一袋的细布，一箱一箱的蓝玻璃。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
带话的人当天下午就骑马出发了。第二天傍晚到了林登霍夫，把杨定军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格哈德。格哈德听完，没有多问，第二天一早就让人去瓦尔德堡传话。
康拉德接到话时，正蹲在晒谷场上跟几个佃农一起翻大豆。大豆摊在竹席上，晒到半干，用木锨翻一遍，把底下的翻上来，让太阳晒匀。老汉斯也在，光着膀子，背上的皮肤被太阳晒成了酱色，汗珠子顺着脊梁沟往下滚。康拉德把格哈德派来的人叫过来，让他把杨定军的话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一遍。
来人说完，晒谷场上安静了一会儿。老汉斯手里的木锨停在半空中，大豆从锨头上滑下来，哗啦啦落回竹席上。
“伯爵大人说，租子只收三成？”老汉斯的声音有些发抖。
“三成。多收的归你们自己。”传话的人说。
老汉斯把木锨放下，蹲了下去。他没有哭，只是蹲在那里，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看着竹席上那些圆溜溜的淡黄色豆粒。旁边的几个佃农也停下了手里的活，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谁也没有说话。
康拉德弯腰把老汉斯扶起来。“伯爵大人还说了，让你们把吃不完的大豆拿去集市上卖。林登霍夫的集市，每旬逢五开市。我带着你们去。”
老汉斯点了点头。他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重新拿起木锨，继续翻大豆。木锨插进豆堆里，翻过来，拍平，动作比刚才慢了一些，但一下一下很稳。
那天傍晚收工以后，几个佃农没有回家。他们蹲在晒谷场边上，你一句我一句商量了一阵，然后让老汉斯去找康拉德。老汉斯在康拉德住的木屋门口站了一会儿，等康拉德吃完晚饭出来，才走上前去。
“我们几家商量了。”老汉斯说，“伯爵大人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没有什么能报答的。瓦尔德堡到林登霍夫的路，有几段一下雨就烂得走不了人。村口那条排水沟，夏天雨大的时候还是漫，漫出来的水把坡下的菜地淹过两回。我们想修路，把排水沟也挖深些。不用伯爵大人出钱，我们自己出力。”
康拉德看着老汉斯。老佃农的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他说“我们自己出力”的时候，腰板挺得很直。
“我跟伯爵大人说。”康拉德说。
杨定军收到康拉德的回信是五天以后。信上把老汉斯的话一字不改地写了上去。杨定军看完信，把信纸折好，放在桌上。窗外水力工坊的铁齿轮还在嗡嗡地转，阿勒河的水还在流。他把信收进抽屉里，跟瓦尔德堡的地契放在一起。
八月末，小乔治从意大利回来，带回了一封信。信是吉拉尔迪写的，照例用拉丁文，措辞客气周到。杨保禄拆开信，先看了一遍，然后拿着信去了水力工坊。杨定军正蹲在三号纺车旁边，用卡尺量齿轮的齿隙。铁齿轮用了大半年，齿面上磨出了一道浅浅的凹痕，在光下面看得很清楚。
“吉拉尔迪的信。”杨保禄把信递过去。
杨定军站起来，接过信看了一遍。信上先说了大豆的事，吉拉尔迪愿意收，价钱按米兰当时的市价，有多少收多少。然后信的后半段提到了另一件事。罗马的保罗枢机主教托人找到吉拉尔迪，说有一封信要转交给盛京杨家。吉拉尔迪把信附在自己信里一起送过来了。
杨保禄从怀里掏出另一封信。信是用厚实的羊皮纸写的，封口处盖着教廷的红色火漆印章，路上被蹭过，印章有些模糊了，但还能看出是圣彼得交叉钥匙的形状。信封上用拉丁文写着收信人：盛京，杨氏家族。
杨定军接过信，没有马上拆。保罗神父的信，上一次来还是几年前的事。那时候保罗在亚琛救治瘟疫病人，被查理曼大帝推举为枢机主教，写信给杨亮报平安。杨亮看完信很高兴，说保罗这个人，在教廷那种地方还能保持本心，不容易。后来保罗偶尔有信来，问杨亮的身体，问盛京的情况，有时候也问一些关于医术的问题。杨亮每次都会回信，有时候写得多，有时候写得少，但从不间断。
父亲去世后，杨定军给保罗写过一封信，托北边的商人带出去。但北边商路绕得远，中间要转好几道手，他不知道那封信到了没有。
杨定军拆开信封。保罗的字还是那样，一笔一划很清楚，不带连笔，像他做人一样不绕弯子。
信的开头是问候。保罗说他在罗马听说查理曼大帝去世后北边不太平，问盛京是否安好。又问杨亮的身体。他说自己这几年在教廷，虽然利奥教皇对他还算信任，但教廷内部的争斗一天没有停过。他一个从亚琛来的神父，既没有家族背景也没有钱财人脉，能坐稳枢机主教的位置，全靠教皇一个人的支持。教皇身体也不好，万一哪天教皇走了，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