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军写到自己的一儿一女时，笔速慢了几分，眼前浮现杨宁趴在石桌上用炭笔描“月”字的模样。她画的“月”字中间那一竖总是弯的，像阿勒河的河道。杨安走路的时候两只小脚一摇一摆，追不上姐姐就蹲下来捡地上的枣子往嘴里塞。他在信上只写了几个简单的短句，写完后停了停笔。
然后他写到了针灸的事。他写道，父亲笔记里提到过针灸，但父亲自己也没有学过，只记得大概原理——用细针刺入皮肤的特定位置调节气血治疗疾病。具体的位置和针法，父亲没有写下，他自己也不清楚。这种东西，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乱写。若以后能从别处找到可靠的材料，再托人带去罗马。在找到可靠材料之前，保罗神父若是遇到头痛脑热的病人，可以先用手册里的草药方子顶着。他说他会在下次商队出发时多带一些柳树皮干品，款冬花也会加量。柳树皮晒干了磨成粉，封在油纸包里能存很久。
信的最后他加了一行字。父亲葬在后山，能看见阿勒河。您点的蜡烛，他若能看见，会收下的。炭笔写到这里，笔尖磨钝了，字迹微微发粗。杨定军把信纸拿起来吹了吹炭粉，折成三折。
他走到书房的另一角，在堆放草药样品的地方蹲下来。那里摆着几个麻布袋和几口小木箱。他抓了一把柳树皮干品放进一个小布袋里，根系完整，干透了，用手指一碾就碎成粉末。又数出足够量的款冬花，未开放的花蕾晒干后缩成米粒大的小球，闻起来有一点苦苦的杏仁味。他把草药袋子口扎紧，上面用炭笔写上拉丁文的药名和用法。在木箱里垫了干草，把草药袋放在中间，合上箱盖用麻绳捆了两道。然后他拿了一本空白的手抄本，把父亲笔记里那些不确定的、关于针灸的片段抄了进去——只抄原文，不添不减，在旁边注明：先祖凭记忆所录，未经验证，仅供参考。这本手抄本也许对保罗没有用，但他自己留着也没有用。
他把信和草药箱拿到码头边时，贝纳托正蹲在货堆旁边啃一块干奶酪。干奶酪是米兰带来的，硬得能硌掉牙，他用小刀刮成薄片，铺在麦饼上一起嚼。看见杨定军过来，他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又在衣襟上蹭了两遍，才伸出来接信。
“还有这个。”杨定军把草药箱也递过去。草药箱不大，但很结实。贝纳托接过来掂了掂分量，放在马车中央的货袋夹层里，跟信放在一起。杨定军看着他把箱子放好，想起父亲说过保罗这个人。那时候盛京还没有蓝玻璃，没有水力工坊，没有码头上的货船。父亲刚认识保罗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在西欧游荡的年轻神父。
窗外水力工坊的铁齿轮还在转，嗡嗡的声音被阿勒河的水声盖住了一半。杨定军把信和草药箱交给贝纳托，又叮嘱了一句路上别沾水。转身要走时，又回过头加了一句，柳树皮和款冬花是给保罗神父的，硫磺是买卖，这个不是。
商队在盛京停了五天。卸货、装货、修车轮、给骡马换蹄铁。朱塞佩烧了一炉新颜色，在绿色和紫色之间调出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色调，不是绿也不是紫，对着光看有点像黄昏时分阿尔卑斯山天空的颜色，又有点像阿勒河在暮色里的水光。他把新颜色的杯子拿给杨保禄看，杨保禄把杯子举到窗口，转着看了一圈，说这个颜色可以，下次给吉拉尔迪带样品。
朱塞佩把这个新颜色命名为“暮光”，用意大利语说的，贝纳托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一个烧玻璃的还学诗人起名字。朱塞佩没有笑，说这个颜色他在米兰烧了十几年都没烧出来。
五天后的早晨，商队的马车重新套好了骡马，货袋码好在车板上用麻绳捆紧。贝纳托骑在第一辆马车旁边，嘴里叼着一根麦秆。他检查了每一匹骡马的蹄铁，用一把小锤子挨个敲了一遍，确认没有松动的。又把马肚带全部勒紧了一遍，用手拉了拉每一根捆货的麻绳，拉不动的才算合格。杨保禄站在码头边，看着商队沿着石板路慢慢往南门走。
马车轮子碾过石板路上的车辙，咯噔咯噔地响。朱塞佩站在玻璃工坊门口，对着贝纳托的背影挥手，用意大利语喊了一句路上小心。贝纳托没有回头，举起一只手摇了摇，算是告别。
杨定军站在水力工坊门口，看着马车越走越远，变成河岸土路上的几个灰点。河水从南边流过来，商队往南走，逆着水流的方向。老伙计贝纳托会把信带到米兰，交到吉拉尔迪手上。吉拉尔迪会在下一趟商队出发前安排信使把信送去罗马。那封信会在骡马背上颠簸，在关卡被翻检，在米兰货栈里等待转运，然后沿着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土路继续往南。
路上会经过无数的村庄和驿站，骡马换了一批又一批，赶车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当吉拉尔迪派出的信使终于踏上通往罗马的官道时，道路两旁开始出现古罗马时代遗留的输水道残迹，灰色石拱在午后的阳光下投下巨大的阴影。进了罗马城，信使会把信送到拉特朗宫旁边一栋小石头房子门口。保罗会接过那封封口处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