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阳又补充：“而且，咱们可以搞些有趣的活动——教游客认野菜、采蘑菇、做标本。让他们有参与感，就不会觉得无聊了。”
这个办法果然有效。第二批游客来时，赵铁柱改变了方式。他不再只是带路，而是像朋友一样，跟游客聊天，讲山里的故事，讲动物的趣闻。游客们听得入迷，自然就遵守规矩了。
有个北京的大学教授，在意见簿上写道：“这次兴安岭之行，让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新形象。他们不仅是山林的主人，更是生态的守护者，文明的传播者。向陈阳先生和他的团队致敬！”
转型步入正轨，但外部压力依然存在。
国际动物保护联盟没有撤销抗议，反而加大了施压力度。他们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质疑中国在野生动物保护上的诚意，特别点名兴安岭合作社“挂羊头卖狗肉”。
陈阳决定主动出击。他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邀请国际动物保护联盟的代表来兴安岭实地考察。
“陈阳同志，你想好了？”王大使在电话里问，“这些人可是带着挑刺的眼光来的。”
“想好了，”陈阳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咱们做得好，就不怕人看。”
一个月后，考察团来了。带队的是个英国老太太，叫凯瑟琳，七十多岁了，是国际知名的动物保护活动家。她身后跟着七八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和记者。
陈阳亲自接待。第一天，他带考察团参观养殖场。
“这些梅花鹿，都是人工繁育的，不是野生的，”陈阳介绍，“我们采用科学养殖方法，保证动物福利。鹿舍宽敞，有运动场，饲料营养均衡。”
凯瑟琳很仔细，甚至钻进鹿舍检查。她摸摸鹿的皮毛，看看饲料槽，又检查了饮水设备。最后点点头：“饲养条件不错，比我想象的好。”
第二天，参观生态体验区。赵铁柱当导游，带考察团进山。
“这里是远东豹的活动区域，”赵铁柱指着一处悬崖，“但我们不打扰它们，只用红外相机监测。游客只能在一公里外的观察点，用望远镜看。”
考察团架起望远镜，果然看到了那只公豹——它正蹲在岩石上晒太阳，威风凛凛。
凯瑟琳很激动：“我研究猫科动物五十年，第一次在野外看到远东豹！太美了！”
第三天，参观救护站。灰灰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腿伤好了，虽然瘸，但行动自如。它看见陈阳，主动走过来，隔着笼子蹭他的手。
“这只猞猁是偷猎者伤害的，我们救了它，”陈阳说，“因为腿瘸了，不能放归，就一直养在这里。它现在是我们救护站的‘形象大使’。”
凯瑟琳蹲下身，仔细看灰灰的伤腿：“伤口处理得很好。你们有兽医吗？”
“有，合作社培训了三个兽医，专门负责动物救护。”
三天考察结束，凯瑟琳在座谈会上发言：“来之前，我确实对你们有疑虑。但亲眼看到后，我必须承认，你们做得很好，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的保护区做得都好。”
她看向陈阳：“陈先生，你让我看到了保护与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不是简单的禁止，而是转型；不是对立，而是共生。我会如实向国际社会报告这里的情况，并建议撤销对你们的批评。”
考察团走后，国际舆论开始转向。《纽约时报》又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从猎人到守护者：中国农民的生态转型之路》。文章详细报道了兴安岭合作社的转型实践，称赞这是“发展中国家生态保护的典范”。
压力变成了动力。合作社的转型步伐更快了。
到一九九四年底，合作社完成了第一阶段转型：野生动物狩猎减少百分之五十；养殖场规模扩大一倍；生态旅游接待游客三千人次，收入五十万元；深加工厂建成投产，第一批鹿茸胶囊、貂油面霜上市，供不应求。
年终总结会上，陈阳看着台下三百多张熟悉的面孔，感慨万千。
“这一年，咱们不容易。转型的苦，大家都吃了。但咱们挺过来了！不仅挺过来了，还走出了新路！”
他举起一份报表：“今年，合作社总收入六百万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二十！更重要的是，咱们的收入结构变了——养殖占百分之四十，加工占百分之三十，旅游占百分之二十，狩猎只占百分之十！这说明什么？说明转型成功了！”
掌声雷动。
“但这只是开始，”陈阳继续说，“明年，咱们要完全停止狩猎，养殖规模再扩大，旅游接待能力提高到一万人次，加工产品要打进国际市场！咱们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农民，不仅能种地，能打猎，还能保护生态，发展绿色产业！”
“好！”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
散会后，陈阳和韩新月走在合作社的大院里。月光如水，洒在新建的厂房上，洒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