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上上下下打量着地上那对母女，蹲下身，伸手托起小丫头的脸，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点点头：“嗯，娃儿瞧着还伶俐。”
又扭头对那女人说：“大妹子，我是种地的，娃跟我回去，帮着照看老母亲，亏待不了她。”
说完，掏出六个银元塞到女人手里，又低声叮咛：“收好喽，都换成粮食！”——明摆着是帮人，又怕这钱转眼变成大烟泡儿。渭北人，心善，也耿直。
中年妇女眼泪婆娑，不住念叨：“大哥是好人……是好人……”
男人叫来旁边的书办，写了契约，按上手印。
小丫头被男人一把拽起，连拉带推塞进旁边的马车。
被拉上车的一刹那，撕心裂肺的哭喊炸开：“娘——！娘——！”女人也瘫在地上，嚎啕大哭。
黑娃看着，心里像被钝刀子割着，攥紧的拳头直发颤，却半点力也使不上。
他猛地从怀里掏出仅有的几个铜元，塞到那女人手里，转身就走，不敢再回头看一眼。几滴泪，悄无声息地砸进地上的浮土里。
马车渐渐跑远，尘土飞扬里，那女人还跪在那儿哭泣，像被钉在了地上。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一抬头，嘿，竟晃荡到了东大街！
这儿人来人往，叫卖声此起彼伏，跟刚才那死气沉沉的人市一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这儿可是同洲府城烟馆最扎堆儿的地界儿，大大小小二十多家烟馆挤在一条街上，门前熙熙攘攘，人头攒动。
这些烟馆门口都挂着“红灯笼”，标志着是在知府衙门挂了号、领了执照的正经营生。
《辛丑条约》一签，大清为了填赔款的大窟窿，把鸦片税当成了救命稻草，美其名曰“土烟捐”。
到了1902年，陕西省的鸦片税银，足足占了岁入的三成！
同洲府是产烟重地，从农户种烟、作坊熬膏，到烟馆零售，一条龙产业，这“土烟捐”可是占了全部税捐的大头。
洛河沿岸十来家作坊，日夜熬着烟膏子，赚得盆满钵满，也养肥了一帮子刀客。
东大街的烟馆也分三六九等：
高档的，装修得跟宫殿似的，紫檀木烟榻、珐琅烟灯是标配，还有俏丫鬟伺候打烟。
专供那些穿绸裹缎的老爷、富商巨贾逍遥快活；除了本地烟膏，还卖“云土”（云南烟土）、“公班土”（印度烟土）这些稀罕货。
中档烟馆，多是布衣商贩光顾，卖本地土烟膏子。大通炕上铺着土布被褥，花几文钱就能过把瘾。
至于街尾那些低矮破旧的烟窝棚，或者挑担子的流动烟摊儿，那就是穷苦人打发残命的地狱了。
烟雾缭绕里，有人沉沦其中乐不思蜀，有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还有人因为欠下烟债，被逼得横死乱坟岗。
同洲府赫赫有名的粮商王守业，两年就把家产吸了个精光，老婆典卖到晋南盐湖，自己攥着个空烟盒，冻死在城隍庙的台阶上。
寡妇周氏，为了供儿子考功名，卖身贩烟，结果儿子也染上烟瘾，瘫在烟榻上成了废人。
鸦片这毒瘤，早就烂到生活的骨头里了！可它税利丰厚，官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洲府这一盏盏烟灯，照见的，是这末世王朝的糜烂与沉沦。
大烟，是朝廷续命的血浆，是官吏捞钱的纽带，是吞噬百姓血肉的廉价毒药！
黑娃站在东大街街口，看着烟馆门口那些进进出出、形销骨立的身影，愣怔了好一会儿，猛地转身走了。
他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脚一抬，又晃到了那家赌场门口。
赌场里头人声鼎沸。大厅里几张赌桌，围满了押大小的赌客，叫骂声、哄笑声搅成一锅粥。
旁边几间小屋，门口有人把守，一看就是“贵宾间”。
屋里飘出缕缕烟味儿，夹杂着低低的谈笑声。
一个伙计麻溜儿地蹿到黑娃身边，堆着笑招呼：“这位爷！瞧您满面红光，鸿运当头啊！来两把？准赢！”
黑娃扫了他一眼，摆摆手：“先瞧瞧，瞧瞧再说。”
庄家摇骰子的动作干净利落，围观人群的心跟着骰子点数忽上忽下。
黑娃看着那一张张涨红扭曲的脸，听着他们为几个铜板嘶吼癫狂，只觉得一股子腻烦涌上来。他转身离开赌场。
外头天色擦黑，街边店铺有的已经挂起了灯笼。
黑娃钻进一条僻静小巷，从空间里摸出一身没补丁的干净衣裳换上。
又取出户外头巾象瓜皮帽一样扣在头上，顺手在墙上一蹭，抹了把灰在脸上。
这一捯饬，活脱脱像个刚进城、灰头土脸的买卖人，不是掮客就是CEo。
黑娃刚走到一家门头阔绰的烟馆门口，传来一声招呼。
“爷们儿，里头香着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