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队人马拥着一顶八抬大轿疾步而来。
轿子是鲜艳的明黄色，轿帘绣着蟒纹。
前面的差役挥舞皮鞭清道，一个躲避不及的老者被抽中肩膀，踉跄倒地。
透过人群的缝隙，他看见轿帘微微掀起一角，露出一张苍白浮肿的脸，顶戴上的红宝石在阳光下刺眼，也不知道是哪位大臣高官。
轿队远去后，人们默默起身，继续各自的营生，仿佛刚才的插曲不过是日常的一部分。
沿着红墙向东，渐渐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英语、法语、日语混杂的交谈声。
转过街角，眼前豁然开朗：宽阔的马路，西式的楼房，教堂的尖顶刺向天空。
这里是东交民巷使馆区。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根据《辛丑条约》，这里成了国中之国。
穿红色制服的英国士兵在使馆门前巡逻，步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
法国商人从“东方汇理银行”走出，腋下夹着皮包；
一个日本军官骑马经过，马靴锃亮。
中国仆役低着头匆匆进出，他们穿着统一的号衣，神情恭敬。
使馆区的整洁与墙外的脏乱形成荒诞的对比：这里甚至有煤气路灯和排水沟，而一墙之隔的胡同里，污水还在明沟里流淌。
继续向北，来到皇城的核心——天安门前。
这时的天安门（仍称“承天门”）前没有宽阔的长安街，只有一条石板御道。
城楼巍峨，但彩漆已有剥落，栏杆上栖着乌鸦。
护城河的水泛着深绿色，漂着落叶和杂物。
几个太监模样的人从西华门出来，他们的脸色在阳光下白得诡异，像戴了面具。
突然，一阵钟声从紫禁城深处传来，沉重而缓慢，像是宫里举行某种仪式的信号。
在这一刻，整座北京城仿佛凝固了，只有钟声在秋空中回荡，宣告着一个古老帝国仍在呼吸。
暮色开始降临，章宗义沿着原路返回前门大街，华灯初上——不是电灯，而是煤气灯和油灯。
商铺点起灯笼，“六必居”酱园的招牌在光影中晃动。
前面有一个茶馆，章宗义直接进入，茶馆里坐满了人，跑堂的提着长嘴铜壶穿梭。
他在上二楼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要了一杯茶，感受一下老北京的市井文化。
邻桌几个商人模样的男子正在激烈争论：
“立宪之事，只怕又是幌子……”
“听说袁世凯在天津的新军又要扩军了，全是洋枪洋炮。”
“洋人的火车都修到张家口了，咱们的龙旗还能打多久？”
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不时警惕地扫视周围。
角落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独自喝着茶，（他）面前摊开一本《申报》，上面报道着孙中山在日本的活动。
当章宗义看过去，（他和那年轻人）的目光偶然相遇时，那年轻人迅速折起报纸，起身离去，留下半盏未喝完的茶。
窗外，夜市开始了。
卖元宵的挑子点起小灯，糖炒栗子的香气飘上来。
一个说唱艺人敲着鼓，开始唱《庚子事变》：“洋兵进了城，太后西狩去，百姓苦啊苦……”
听众默默听着，有人摇头叹息。
更远处，前门城楼在暮色中只剩下黑色的剪影，像一头蹲踞的巨兽。
夜色渐深，章宗义找了一家悦来客栈，要了一间二楼的房间住下。
房间十分狭小，被褥潮湿，油灯的光晕摇曳。
隔壁传来咳嗽声和婴儿的啼哭，楼下掌柜的在拨算盘。
他推开木窗，望着北京城的夜空——没有灯火阑珊的高楼，没有霓虹灯，没有大街上的车灯长龙，只有稀疏的星光和零星的灯火。
远远地，从紫禁城方向传来隐约的梆子声，那是宫禁下钥的信号。
躺在那张硬板床上，章宗义无法入睡。
这一天的所见所闻在脑中翻腾：
火车站的新式时钟与前门城楼的日晷并存；
西装的青年与长辫的车夫同行；
使馆区的煤气灯与胡同里的油灯辉映；
乞丐的空碗与商人的银元；
改革的私语与皇权的钟声……
1906年的北京，就像一个巨大的隐喻：所有的矛盾都在这里堆积，所有的终结都已开始。
这座城还在按照千年的节奏呼吸，但空气里已经能闻到革命的血与火的气息。
五年后，武昌的枪声将击碎这一切；四十三年后，广场上将升起一面五星红旗。
但在今夜，一切都还在旧秩序的薄冰上维持着平衡。
梆子声又响了，这次是四更天。
他知道，再过几个小时，这座城将再次醒来，继续它走向终点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