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省里的章程，每亩加收四十铜元。”田文镜拨着算盘说，

    “可咱们县的田亩册子太旧了，实际耕地比册子上记得多得多。要是按实际亩数收，多的又是新开垦地，今年基本没什么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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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体仁摆手打断他：“就按实亩征收！熟地多点，生地也得收，可以少定点。铁路是朝廷新政的要务，哪容得瞻前顾后？”

    他不知道的是，这份“魄力”，点燃了渭北平原积蓄已久的怒火。

    九月初，第一场秋雨终于落下，稀稀拉拉地打在枯黄的秋庄稼上。

    渭北的秋庄稼主要是豆类（黄豆、青豆、扁豆、红小豆等）、糜子、谷子这些。

    渭北各县陆续开镰收割，但农民脸上一点丰收的喜悦都没有。

    在大荔县的上寨村，佃农王兴财蹲在自家院子里，看着收成还不到往年的七成，眉头紧锁。

    他粗糙的手指划过谷堆，心里盘算着：交了地主的租子，剩下的粮食也不够全家吃到年底，还得想些补充的法子。

    可今年又加了这个“路捐”……

    “王哥，听说了没？”邻居王官定急匆匆走进院子，“里正刚才传话，每亩地要交五十铜元的路捐，十天内收齐！”

    “五十铜元？不是说四十吗？”王兴财惊得猛地站起来。

    “官府说还要加收‘秤耗’、‘脚钱’！”王官定愤愤不平，

    “我算过了，我家十二亩地，得交近六块多银元。把刚打的粮食全卖了也不够！”

    类似的对话，在渭北无数个村庄重复着。

    官府的催征牌票已经发到各庄，保长庄头带着差役们拿着铁尺、锁链，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催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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