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铁木真西征结束、即将东归”的绝密警讯如阴云般压在临安城上空，令帝国的核心决策层日夜难安、厉兵秣马之际，一队风尘仆仆、姿态倨傲的蒙古使者，却以一种近乎讽刺的“巧合”姿态，再次出现在了临安城外。
此番前来的，已非昔日那种试探、讹诈性质的普通使节，而是正使为铁木真帐下亲信“必阇赤”（书记官，实为重要文臣）塔塔统阿（历史人物，乃蛮部人，后为蒙古重臣，此处时间线略作调整），随行尚有数名“那颜”（贵族）和精通汉、契丹、畏兀儿语的通译。
他们手持盖有铁木真金印的“国书”，口称奉“大蒙古国”大汗之命，前来与“南朝”“商议边界，永结和好”。
这封“国书”，言辞依旧粗粝直接，但其内容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具体、更具侵略性。
塔塔统阿在礼宾院（都亭驿）被晾了三日后，终于在文德殿的偏殿，获得了宋朝君臣的集体接见。
场面远不如万寿节时接待诸藩使节那般隆重，气氛也格外凝重。
塔塔统阿年约五旬，面色黝黑，目光锐利，虽着蒙古袍服，但举止间自有一股文墨气与倨傲。
他不卑不亢地行了礼（并非跪拜），随即展开手中的羊皮卷轴，用生硬但清晰的汉语，朗声宣读起“国书”的内容：
“长生天庇佑下，大蒙古国大汗成吉思汗，致书于南朝皇帝：
自我大军西向，扫平不臣，天威所至，四方宾服。
如今天下大势，已然分明。
为免生灵涂炭，兵戈再起，本汗愿与南朝皇帝，共商边界，各守疆土，互不侵犯，通商往来，永为邻好。”
铺垫之后，便是核心的“划界”条件：
“一、以黄河旧道（指北宋时黄河北流故道，约在今天津一带入海）为界。
河以北，包括原金国中都（今北京）、河北东西路、山东东西路等地，皆为我大蒙古国所有。
二、西夏之地，本为我藩属，今其内乱，当由我大蒙古国处置，南朝不得干涉。
三、南朝需岁贡银五十万两，绢五十万匹，茶叶十万斤，以为和好之资。
双方于边境设立榷场，自由贸易。
四、南朝皇帝需遣使至我漠北汗廷，呈递国书，接受册封，约为兄弟之邦。
我大汗为兄，南朝皇帝为弟。
以上诸条，若南朝皇帝应允，则两国可享太平。若不从……”
塔塔统阿顿了顿，抬眼扫视了一下殿中面色铁青的宋臣，继续念道：
“……则我大蒙古铁骑，不日将踏平西夏，席卷中原，饮马长江！到时候，恐怕就不是这点岁贡和称弟能了结的了。望南朝皇帝与诸公，三思而后行！”
殿内一片死寂。
只有塔塔统阿那带着草原口音的汉语余音，在梁柱间阴冷地回荡。
所有在场的宋朝大臣，从宰执到侍立的郎官，脸上都涌起了愤怒的血色，但更多的，是一种冰冷刺骨的怒火与屈辱。
这哪里是什么“议和划界”？这分明是一份最后通牒，一份赤裸裸的征服宣言！
以黄河旧道为界，意味着南宋不仅要放弃岳飞、吴玠等人多年来浴血奋战收复的河北、河东大片土地，甚至连中原故土也要拱手让出！
西夏问题不容置喙，实则是要独吞西北。岁贡数额之巨，堪比北宋时对辽、金的岁币总和还要多。
而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那条“接受册封，约为兄弟”——这是要将南宋皇帝，置于蒙古大汗的藩属地位！
赵构端坐御座，面无表情，但放在扶手上的手指，已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他等塔塔统阿念完，方才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听不出一丝波澜：
“贵使远来辛苦。贵国大汗的意思，朕与诸卿，都听明白了。”
他顿了顿，目光如刀，扫向塔塔统阿：
“只是，朕有几事不明，还请贵使解惑。”
“陛下请讲。”塔塔统阿不卑不亢。
“其一，贵国大汗所言‘以黄河旧道为界’。
朕想问，此界以北，包括中都、河北诸路，可是贵国实际控制之地？
还是……仅凭一纸文书，就想从我大宋手中拿走？
其二，西夏乃独立之国，虽与我朝有和有战，然其内政，自有其君臣人民自决。
贵国以‘藩属’为名，行吞并之实，是否有违‘各守疆土，互不侵犯’之说？
其三，岁贡之说，自古以来，乃弱国事强国之礼。
我大宋与贵国，疆域万里，甲兵精良，人民亿兆，何来‘弱’‘强’之分？又何须以岁贡求和？
其四，关于‘兄弟之邦’……”
赵构的声音陡然转冷：
“我大宋皇帝，受命于天，统御华夏，自有法统。
与贵国大汗，各为一国之主，平等交往即可。
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