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装备、宗教信仰、商业往来等一切细节，尽管法哈德所知有限且多来自道听途说。

    他们甚至请画师根据描述，尝试勾勒“富浪骑士”和其城堡的样貌。

    最终，一份长达数万字的《波斯商贾口述西极夷情录》被整理出来，附上草图与分析，以最高密级呈送皇帝与枢密院、政事堂。

    赵构阅后，沉思良久，对李纲、赵鼎等人叹道：“向者只知蒙古凶暴，欲亡我社稷。今方知，此虏之志，恐在吞噬四海，混一宇宙。

    其所侵凌者，又岂止我华夏？西极之‘富浪’，闻亦强邦，竟亦不能免。

    此真千古未有之强敌，亦千古未有之变局也。”

    “然，”他目光渐锐，“既有他人亦在抗蒙，则我朝并非孤军奋战。

    西方之事，虽远，亦当留心。

    可密令职方司，于海外商旅、番僧中，留意搜求关于此‘富浪’及西方诸国之情报，不拘真伪，悉数报来。或许……于将来大有裨益。”

    波斯商人的一席话，如同在封闭的房间里打开了一扇朝向遥远西极的窗。

    虽然窗外的景象模糊而扭曲，但至少让南宋的最高决策者们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的，是一场席卷整个欧亚大陆、涉及多种文明生死存亡的宏大博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了解敌人，也了解敌人的敌人，或许是在这旷世危局中，寻得一线生机与转机的开始。

    帝国的视野，被迫再次拉伸，投向那落日更沉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