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也愿捐出三成，折价约莫八千贯，再添些现钱，凑个一万贯。
不求多高爵位，能有个‘云骑尉’，让我李家在族谱上添上这么一笔，也算对得起祖宗了。”
赵东家见众人都表了态，也一咬牙：“既如此，我赵某也非吝啬之人。
我车马行有骡马二百头，大车五十辆。
如今各地转运军资，车辆牲口紧缺。
我愿捐出骡马一百头，大车二十辆，供朝廷军前驱使！
这折算下来，也该值不少钱。
另外，我在城外还有几处客栈，可腾出两处，供过往官兵或军眷暂歇，分文不取！”
沈文儒抚掌笑道：“好！诸位深明大义，沈某佩服！既如此，沈某也当仁不让。
我沈氏各店，愿捐上等苏杭绸缎五百匹，松江棉布一千匹，另捐现钱五万贯！
沈某不才，愿向朝廷请一个‘上轻车都尉’的爵位，为我临安商界，也为我沈氏门楣，争一份光彩！”
“沈公大气！”众人纷纷赞叹。
他们知道，沈文儒这是在领头，也是在定调。
有他这个绸缎巨商带头捐出如此巨资，他们这些跟随者，无论是出于面子，还是实际利益考量，都不能落于人后了。
类似的场景，在临安各大商帮、会馆、富户豪宅中不断上演。
盐商、茶商、海商、当铺、钱庄老板……各行各业的家主们，都在拨拉着算盘，权衡着利弊。
最终，在“国难财不可发，但救国财可搏”的共识下，在光宗耀祖的巨大诱惑下，一股捐输的热潮迅速掀起。
不仅临安，这道诏令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各路州县。
苏杭的丝商、扬州的盐贾、泉州的船主、蜀中的粮绅、江西的瓷商……南国富庶之地的财富，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着朝廷汇聚。
各地的转运司、常平仓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满载钱粮布帛的车队络绎不绝。
地方官员最初还有些手忙脚乱，随即狂喜，纷纷上表，盛赞“民心可用”、“商贾亦知忠义”，同时详细列明本地捐输者的姓名、籍贯、捐输数额，请求朝廷按《赏格令》予以封赏。
朝廷反应迅速。
第一批爵位封赏的名单很快公示，并由礼部、工部协同地方，开始为获得爵位者勘定地点，准备树立牌坊、制作匾额。
消息传开，更是极大地刺激了后来者。
“看到没？东街的吴大官人，捐了八千石米，官家亲赐‘轻车都尉’，吏部行文到县里，县令亲自带着人去他家门口量地，要立‘忠义坊’呢！风光啊！”
“岂止！听说南城的海商郑家，捐了五条大海船助朝廷转运粮草，官家赐了‘上骑都尉’，还准其在家庙前立双斗旗杆！那可是只有进士及第才能立的规制！”
“我家老爷说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凑够一万贯，换个爵位回来！这不仅是面子，这是保命的护身符，是子孙后代的指望啊！”
市井之间，富户争相捐输、换取爵位匾额，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羡慕者有之，酸涩者有之，但更多的是一种新的认知在形成：财富，除了享受和传承，在国家危难之际，竟然还可以如此“光荣”地转化为地位和声誉。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热衷于此。一些诗礼传家的旧式士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以铜臭污名器”、“朝廷鬻爵，有失体统”。
一些清流言官也上疏委婉劝谏，认为重赏之下，恐有好商借机牟利，或所捐钱粮以次充好。
然而，在巨大的战争压力和财政需求面前，这些声音显得微弱而“不合时宜”。
朝廷需要真金白银、需要粮草物资，而富户们需要地位和荣誉，在“抗蒙”这面大旗下，双方似乎找到了一种“各取所需”的脆弱平衡。
皇宫内，赵构看着户部呈上的、数额急剧增长的捐输账册，脸上却并无多少喜色。
他轻轻合上奏章，对侍立一旁的户部尚书道：“钱粮虽好，然则民心可用，更在于真心实意。
此等捐输，固可解一时之急，然终非长久之计。
吏部、礼部对请爵者，务必要严格勘核，防止虚报冒领。
所赐爵位，皆为虚衔，享礼仪而无实权，此条绝不可破。
至于牌坊匾额，可依制颁发，然须告诫地方，务必俭省，不得借此劳民伤财，更不许摊派于普通百姓。”
“臣遵旨。”
户部尚书躬身道，“陛下圣明，此举确为权宜。然如今四方捐输踊跃，军资筹措压力大减，枢密院、兵部皆言，新军械打造、边城修缮、粮饷筹集，进度快了许多。此乃实利。”
赵构微微颔首，目光投向殿外遥远的北方，缓缓道：“实利……但愿这些钱粮，真能化为将士们的甲胄刀枪，化为边境的坚城利炮，化为保住这半壁江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