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前沿部署，更是一把悬在河西走廊乃至更北方蒙古势力头顶的利剑，一个强烈无比的政治信号：大宋，不仅守住了国门，更有能力，也有意愿，恢复旧疆，甚至更进一步。
黄河北岸，尤其是原西夏国核心区域的河西走廊东部，此刻正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微妙而动荡的境地。
察合台的惨败，不仅葬送了他个人的威望和数万蒙古精锐，更致命地动摇了蒙古帝国在这一广大区域的统治根基。
西夏灭亡不过十余载，其故地并未被蒙古完全消化。
党项贵族、地方豪强、吐蕃部族、回鹘势力盘根错节，蒙古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察合台等宗王的镇守，勉强维持着统治。
如今，作为镇守宗王的察合台一败涂地，威信扫地，卧床不起，蒙古驻军损失惨重，河西防务空虚。
而南面，则是刚刚取得辉煌大胜、兵锋正盛、打出恢复故土旗号的宋朝西军统帅吴玠。
何去何从？成为了摆在西夏故地各族首领、城池守将面前的紧迫问题。
继续效忠蒙古？且不说察合台新败，蒙古是否会追究他们“未能尽力”甚至“暗通南朝”的嫌疑，单看眼下，蒙古在河西的力量已无法保护他们免受宋军的兵锋威胁。
吴玠陈兵黄河，随时可能渡河北上。
以宋军连败蒙古大军的威势，河西这些留守的残兵败将和地方武装，谁能抵挡？
叛蒙归宋？这似乎是一个颇具诱惑的选择。
西夏故地，在唐末五代脱离中原，立国近二百年，但与中原王朝（宋、辽、金）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文化深受汉地影响，许多贵族和百姓内心对“中国”仍有认同。
尤其是，吴玠在收复秦陇过程中，表现出的军纪严明、对降附者的宽大、以及迅速恢复生产秩序的措施，与蒙古征服过程中的屠戮掠夺形成鲜明对比，口碑迅速传开。
更重要的是，吴玠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政治契机。
他并非单纯的武夫，深知“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道理。
在陈兵黄河、巩固南岸防线的同时，他派出了大量的使者、说客，携带他的亲笔信和朝廷的敕书、官诰、赏赐，北渡黄河，深入河西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招抚和策反工作。
这些使者，有的本身就是熟悉河西情况的西军旧部或边境商人，有的则是当地有威望的僧侣、学者。
他们携带的信件，言辞恳切，既有大国气度，又具现实考量。
大致意思是：
“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戮我人民。今上天示警，使其败绩。
我大宋天子仁德，吴某奉天讨逆，已复秦陇，兵临大河。
尔等本是华夏遗民，或为藩属旧部，岂可久沦胡尘？
今若能幡然悔悟，举城来归，或擒斩蒙古监守以献，或率部内附，朝廷必不吝封赏，保尔等富贵安宁，各安生业。
若执迷不悟，助纣为虐，待天兵北渡，玉石俱焚，悔之晚矣！”
威逼与利诱，大义与现实，被吴玠运用得炉火纯青。
他尤其注重拉拢原西夏的党项贵族和地方实力派，许诺他们可以保持部分武装、世袭官职、甚至给予比在蒙古统治下更高的自治权。
对于吐蕃、回鹘等部族，则承诺尊重其习俗，开放边市，授予其首领宋朝官爵。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效果立竿见影。
首先响应的是黄河沿岸及靠近秦陇的一些堡寨、部落。
他们或擒杀留守的蒙古达鲁花赤、百夫长，或直接驱逐蒙古派驻的少量军队，然后派人南下，向吴玠献上降表、地图、户籍，表示归附。
接着，更大的城池也开始动摇。
凉州（武威）虽然仍是察合台养病之所，但城内已是人心惶惶，暗流涌动。
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等地的守将和贵族，则开始秘密与宋使接触，讨价还价。
兴庆府的情况最为复杂。
这里蒙古驻军相对较多，也有一些忠于蒙古或与蒙古利益捆绑较深的党项贵族。
但在吴玠的军事威慑和政治攻势下，城内分化严重。
一部分贵族和将领密谋发动兵变，驱逐蒙古势力，迎接宋军。
消息走漏，引发内讧，蒙古留守将领与党项叛军在城中激战。
吴玠当机立断，命吴璘率一支精锐，以“应城内义士之请，平叛安民”为名，迅速渡过黄河，直扑兴庆府。
在城内反正势力的接应下，宋军几乎没费多大力气便攻入兴庆府。
蒙古守军和顽抗贵族或被杀，或北逃。
吴璘迅速控制全城，安抚百姓，将象征西夏皇权的宫殿、宗庙妥善保护，并出榜安民，宣布“兴庆府重归王化”。
这一举动，具有极其重大的象征意义。
兴庆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