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极为重视，指示赵玮，可以非正式地接见，给予礼遇，重点询问西域、中亚乃至更西地区的现状，特别是蒙古的统治情况、各地反抗力量、以及通商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外交，更是珍贵的情报收集。

    除此之外，日本国（镰仓幕府）、占城、真腊等传统朝贡国，也纷纷递来国书或派使祝贺，言辞比以往更加恭顺。

    南宋国际地位的提升，显而易见。

    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外交事务，极大地锻炼了赵玮的政治智慧和应变能力。

    他需要平衡怀柔与威慑，需要分辨真诚与欺诈，需要在彰显大国气度的同时维护实际利益，更需要从这些使节的言谈举止、进献礼物、甚至随从人员的表现中，捕捉蛛丝马迹，判断各方真实意图和力量对比。

    赵构时常在幕后指点，教导他：“外交之道，在于势与利。

    势强者，言不必厉而人自畏；利同者，谋不必深而事自成。

    今我新胜，势在我，故四夷来朝。

    然蒙古势大未衰，我不可骄狂。

    对大理、吐蕃，以抚为主，羁縻为上；对北方义军，以用为策，不可倚重；对西域诸国，以探为要，广布耳目。

    一切外交，皆服务于固本强兵之大计。

    陇右、荆襄、江淮，才是根本。

    外交往来，不过锦上添花，或牵制掣肘之手段耳。”

    赵玮深以为然。

    在接见使节的间隙，他更频繁地往来于枢密院与将作监、军器监之间。

    因为除了粮饷和外交，还有一项关乎未来战事走向、甚至可能改变战争形态的重任，需要他亲自督促——那便是根据父亲提供的“天书”中的奇思妙想，正在紧锣密鼓研制和试验的新式火器。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被父亲称为“未来制胜关键之一”的燧发枪。

    在见识了传统冷兵器战争的残酷与拉锯后，赵玮对那种能“于百步外洞穿重甲”的神秘火器，充满了期待。

    他要去亲眼看看，那些在高度保密状态下，由最可靠工匠，在父亲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研制，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