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题为《勘定京师、规画两京制及陪都事宜》的奏疏，由政事堂联衔上奏，摆在了皇帝赵玮的案头。
这份奏疏，酝酿已久，背后是绍统帝赵玮与核心宰执长达数月的秘密讨论与实地勘察，其核心内容，足以令整个帝国为之震动：
正式确立“北京”为大宋新京师，汴京（东京）改为“南都”，与长安（西京）、洛阳（中京）并立为三大陪都，形成“一京三都”的多中心格局。
奏疏详述了理由：
1. 控驭北疆，巩固国防： “圣祖”朝虽拓土极远，但幽燕故地、蒙古高原以南，仍为帝国北境前沿。
旧都汴京偏于东南，对北方边防指挥调度、信息传递，均有鞭长莫及之感。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北端，扼守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咽喉，北接草原，南控中原，西连晋陕，东临渤海，乃控御北疆、经略东北亚之枢纽。
2. 平衡南北，理顺漕运： 帝国经济重心早已南移，但北方政治军事地位依然重要。
新都选址需兼顾。
同时，利用大运河（永济渠、通济渠等）及规划中的海运、陆路驿道网络，构建更高效连接南北、辐射东西的物流体系。
3. 分散风险，长治久安： “圣祖”遗诏有“察吏治之要，防萧墙之祸”之训。
单一都城，一旦有变，易致倾覆。多都制可分散政治、军事、经济风险，互为犄角，拱卫中枢。
4. 开发北地，整合疆域： 以新都建设为契机，移民实边，兴修水利，发展工矿业，带动北方经济文化发展，加强对辽东、蒙古高原南部、乃至更远方新领土的有效管理与文化辐射。
奏疏建议，新京师命名为“北京”，作为常驻京师，皇帝每年大部分时间驻跸于此。
汴京（东京）保留完整宫阙官署，作为南都，设留守司，皇帝每年秋冬或遇南方有重大事务时驻跸。
长安（西京）侧重西北边防指挥、丝路贸易管理。
洛阳（中京）侧重中原根本、文化传承与漕运枢纽。
各陪都设“陪都尹”及相应官署，级别略低于京师，但享有部分中央机构职能，可处理辖区及周边部分政务。
消息一经在朝会上透露，顿时引发轩然大波。
反对声主要集中在：
耗资靡费： 新建或大规模扩建北京，迁移部分中央机构，耗费巨亿，恐竭天下之财。
动摇根本： 汴京乃“圣祖”龙兴之地，经营六十余年，根基深厚，遽然迁都，恐伤“圣祖”法统，动摇人心。
不便江南： 江南为财赋重地，新都偏北，对江南控制、漕运管理是否更为不便？
旧臣乡土： 大量官员家族根基在南方（尤其江南、两浙），迁都意味着家族迁徙的巨大成本和不适。
以部分御史和南方籍官员为主的反对派，言辞激烈。
而支持者，则多为军方（尤其北方边防将领）、部分务实派文臣（叶适、陈亮等人）、以及圣祖基金会中关注战略地理的人士。
“陛下！万不可行！”
一名御史中丞出列，声色俱厉，“圣祖定鼎汴梁，六十载基业，繁华冠于天下。今无故迁都北地，劳民伤财，且弃圣祖根本，恐非社稷之福！况北地苦寒，非帝王久居之所！”
北方籍将领、枢密副使郭倪则反驳道：“御史大人此言差矣！汴京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圣祖朝之所以无虞，赖大军征伐四方，震慑远人耳！今北疆虽定，然隐患犹存，幽云乃中原屏障，定都近边，方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且北京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山峦，形胜甲于天下，岂汴京可比？”
叶适也从经济角度分析：“陛下，迁都确耗资巨大，然非一蹴而就。可分阶段实施，先设行在，逐步迁移。且新都建设，本身可刺激北方经济，带动工矿业、商业发展。圣祖基金会愿出资一部分，用于基础建设。至于漕运，可疏浚运河，并大力发展海路运输，从东海直抵津沽或就近港口，未必不如旧制。”
争论不休。
赵玮端坐不动，直到朝会尾声，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压住了所有嘈杂：
“卿等之争，皆为国计，朕已知悉。然，定都乃社稷大事，非一人一时之见可决。今日，朕不议决，唯布一策。”
他环视全场：“其一，着翰林院、将作监、工部，遴选精干之士，组成‘两京规画使司’，由王应麟总领其事，叶适、郭倪副之，即刻赴北方，于幽燕之地详细勘察地形，比较汴京、洛阳、长安及候选新址之利弊，测绘地图，估算建设、迁移、漕运之费，并征集当地军民、耆老意见。限半年，呈送详尽报告。”
“其二，为示慎重，并体恤圣祖肇基之艰，朕已与太子商议，决定：汴京（东京）永为南都，宫阙官署一应保留，设‘南都留守司’，位同副丞相，总摄南方事务。
朕每年春秋两季，将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