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女已经十年没有回过这里了。
她坐的是清晨第一班从札幌开过来的JR列车。车厢里只有寥寥几个乘客，大多是早起去市场进货的老人，怀里抱着保温饭盒，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盹。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看着窗外的雪原一片一片地铺开。北海道的雪和栖霞山的雪不一样。栖霞山的雪是轻的，疏的，落在青瓦上像一层薄薄的糖霜。北海道的雪是厚的，沉的，压在海边的礁石上，压在渔船的篷布上，压在她记忆里那条通往祖母家的碎石子路上，把所有的棱角都裹成柔软的白色。
列车经过一片被雪覆盖的稻田时，她看到了自己的倒影。玻璃上映出来的那张脸，穿着林晚棠给的淡灰色高领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在札幌车站临时买的藏蓝色羽绒服。没有化妆，没有假发，没有眼镜。只是一张素净的脸，眉毛很淡，眼睛下面有一圈浅青色的睡眠不足。她看着这张脸，觉得陌生。这不是“雪女”，不是虹口道场的特工，不是那个在烟台港的夜色中消融在雪里的影子。这是佐藤雪，一个在北海道出生长大、十岁那年被带走的女孩。
她在小樽站下了车。
车站还是老样子。木结构的站房，墙壁上挂着一排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是小樽运河最繁华年代的黑白影像。站台上的自动贩卖机卖的还是那种老式的罐装红豆汤，投两个百元硬币，机器发出沉闷的咣当声，一罐温热的红豆汤滚出来，捧在手心里像一个小暖炉。她买了一罐，站在站台上喝完，然后把空罐子扔进分类垃圾桶。动作很慢，像是在用这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细节重新确认一件事——她真的回来了。
从车站到祖母家的路要穿过半座小城。她走得很慢，每一脚都踩在记忆的刻度上。路过那家她小时候每周都去的澡堂时，门口那个褪了色的“汤”字布帘还在，在风里一鼓一鼓的，像一面疲惫的旗。路过那家卖烤鱿鱼的摊位时，老板娘换人了，从原来那个胖胖的阿婆变成了一个扎着马尾的年轻女人，但烤鱿鱼的酱汁味还是一模一样，甜中带咸，咸中带一点焦香，飘在空气里勾得人胃里发酸。她买了一串，边走边吃，吃到最后竹签上只剩下一小块鱿鱼须。她看着那根竹签，忽然想起朱雀叼着棒棒糖从货车顶上跳下来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一下。
祖母的院子在北方的山坡上，再往上走就是一片白桦林。雪女走到半山腰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那棵柿子树。树干比她记忆中粗了一大圈，光秃秃的枝条上真的挂着几颗柿子，像祖母说的那样，像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树下站着一个人。
她停下了脚步。
那是一个老妇人，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棉袄，裹着一条毛线围巾，手里拄着一根木质的拐杖。她站在柿子树下，仰着头，正在看树枝上那几颗没有被鸟啄掉的柿子。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和花白的头发融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雪，哪里是雪。
祖母。
雪女站在原地，一步也迈不出去。她和祖母之间只剩三十米。三十米，她从烟台走到栖霞，从栖霞走到札幌，从札幌走到小樽，走了几千公里，只剩下这三十米。她的腿像是被钉在了雪地里。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像被塞了一团棉花。
老妇人像是感应到了什么，缓缓转过身来。
她的眼睛和雪女记忆中一模一样，灰蓝色的，被白内障蚕食了大半的视力，却依然有一种温润的光泽。那双眼睛看着雪女的方向，没有惊讶，没有迟疑，没有“你是谁”的困惑。她只是静静地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
“雪，回来了？”
她的声音很轻，轻到被风一吹就散了。但雪女听见了，听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脏上面碾过去的。祖母说的是“回来了”，不是“你回来了”，没有“你”字。好像雪女从来没有离开过，好像这十年只是柿子树落了一次叶子、又长了一次新芽。
雪女跑过去。她跑得很快，比在烟台港躲避火焰柱时跑得还快，比在道观门口敲门时的心跳还快。她在祖母面前刹住脚步，站得很近，近到能闻到祖母身上那股熟悉的味道——线香、旧衣服的樟脑味、还有冬天烧暖炉时留在毛衣纤维里的淡淡的煤油味。这股味道在过去十年的每一个噩梦里都没有出现过，但它一直都在，在她的鼻腔深处等着她回来。
“祖母。”她开口，声音抖得不像样子，“我……”
祖母伸出手，用指腹轻轻摩挲了一下她的脸颊。那只手枯瘦而温暖，指节上还戴着那枚她从小就见惯了的银戒指，戒面上刻着一朵雪花。“瘦了。”祖母说，然后很自然地把手收回来，拄着拐杖转身朝屋里走，“灶上炖着汤，进来喝。”
房子没有变。木结构的旧屋，推拉门还是那扇推拉门，门框上有她七岁时用蜡笔画的一道歪歪扭扭的横线，旁边用铅笔写着“佐藤雪、七岁、身高一二三”。那条线现在已经在她腰间了。玄关的鞋柜上摆着她小时候穿过的木屐，鞋面上落了一层灰，但被擦过的痕迹还在，说明祖母这些年一直定期在擦。客厅里的暖炉烧得正旺，炉子上坐着一口陶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