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当天清晨，老孙头在茶园里发现了三株金母的根部开始向外蔓延一种银白色的菌丝，菌丝极细，比头发丝还细，在土壤表层编织成了一张密密的网，网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挂着一粒比针尖还小的、发着淡金色光芒的孢子。菌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外扩张，一个早晨就覆盖了整片茶园。老孙头蹲下来，用手指轻轻拨开表土，看到菌丝已经深入地下至少半米，和茶苗的根系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共生结构——茶苗的根为菌丝提供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分，菌丝为茶苗的根提供从更深层土壤中吸收的水分和矿物质。这不是老孙头见过的任何一种菌，这不是地球上的东西。鲁平的检测报告把这句话写在了第一行：“样本的dNA序列与地球上任何已知真菌的相似度不到百分之十五。它的遗传物质不是dNA，也不是RNA，而是一种全新的、以共振频率编码的信息聚合物。菌丝的每一段纤维都同时具备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双重特征——它能够新陈代谢、能够生长、能够繁殖，但它的细胞结构中没有线粒体、没有细胞核、没有任何已知的生命器官。它就是一个由共振波驱动的、自组装的、信息存储与传输系统。菌丝就是网。网就是菌丝。”
老孙头看完报告，没有大惊小怪，只是从库房里拿出一把耙子，小心翼翼地把菌丝裸露在土壤表面的部分用一层薄土盖住，防止太阳晒干。他一边盖土一边嘟囔：“不管你是什么，到了我的地里就是我的庄稼。庄稼就得好好长，长好了才能收。收什么？收的是网，是光，是那些从天上来的、从地下冒出来的、从人心底长出来的东西。”
大暑当天上午，椿美央在九华山藏经楼前遇到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亚洲面孔，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但刻意把口音压得很平，像是故意不让人分辨国籍。他站在藏经楼的山门外，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折叠伞，没有撑开，任由大暑的太阳把头发晒得发烫。他看到椿美央从藏经楼里出来，微微欠身，用日语说：“椿小姐，好久不见。课长让我向您问好。”椿美央认出了他——山口组情报课的副课长，代号“冬月”，是她以前的同事，也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人之一。她没有回礼，双手插进牛仔裤后兜，下巴微扬，用一种比她真实年龄年轻十岁的、带点叛逆的语气说：“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冬月把手里的折叠伞换到左手，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部手机，点开一张照片，照片里是大觉寺藏经楼的航拍图，分辨率极高，连院子里晾着的僧鞋的鞋带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在低轨道部署了一颗新的侦察卫星，分辨率零点一米。从夏至开始，这颗卫星每天都在拍摄九华山地区的影像。藏经楼前那株茶苗的荧光在卫星影像上比灯塔还亮，想找不到都难。”他把手机收起来，脸上的笑容不变，“课长的意思很简单——椿小姐在外面玩够了，该回家了。家族的血脉不能断。
椿美央在山门口站了一会儿。阳光晒在她后背上，衬衫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老和尚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她身后，肩上搭着一条灰毛巾，手里端着一壶凉茶，给椿美央倒了一杯，也给冬月倒了一杯。冬月看着那杯颜色深褐的、表面浮着一层茶沫的凉茶，犹豫了三秒钟，然后端起来，一口气喝完。喝完之后他愣住了——不是茶的滋味，而是从喉咙到胃里再到全身的那股清凉的、酥麻的、像电流一样窜遍四肢百骸的感觉。他低下头，看到自己端着茶杯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身体内部的某种东西被唤醒了。他长期压抑、忽视、忘记使用的那个“器官”——感知力，在大暑的烈日下，被一杯不起眼的凉茶，像掀开一块压在井口的石板一样，粗暴地、不可逆地掀开了。他听到了山的声音，听到了九华山整座山以432赫兹的节律缓慢地、沉重地、像鼓点一样地跳动。每一次跳动都让他的心脏收紧一次，不是疼痛，而是一种阔别多年的、像是回到了母亲子宫里的、让人想哭泣的温暖和安全。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冬月的声音失去了之前的平稳，带上了颤抖。老和尚把空了的茶壶放回地上，拍了拍手上的水珠，用浓重的九华山口音说了一句施主慢走，转身回了藏经楼，把门关上了。椿美央看着他，眼神里没有同情，没有得意，只有一种平静的、实事求是的陈述：“山邀请你了。你可以选择留下，也可以选择回去。但不管你选哪个，你身体里的那个东西——那个你以为是良心、或是直觉、或是第六感的东西——它不是任何心理学术语，它就是共振。你从出生起就在接收山的共振，只是你身边的人一直告诉你那是噪声，你就不听了。现在山把音量调大了，你再也关不掉了。”
冬月在大暑午后的烈日下站了将近一个小时。汗水湿透了西装衬衫，领带歪到了一边，头发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看起来像一个刚跑完马拉松的证券经纪人。最后他蹲下来，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微微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