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则成了抓各种虫子的主力军，在院子里、街道上，胡同里跑来跑去。

    每打死一只虫子，就小心翼翼地用火柴棍夹起来，放进小瓶子里，作为“战利品”和上交的凭证，简直把这项任务当成了有趣的游戏。

    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也确实是一场游戏，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在街道办换糖果，所以很多孩子天不亮就起床了。

    就连平时不大管这些琐事的老人们，也坐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盯着天空，看到麻雀飞过，就大声吆喝、敲打脸盆驱赶，响应着“轰雀”的号召。

    方法也是五花八门，确实应了“各显其能”那句话。

    隔壁院子喜欢养鸽子的孙大爷，贡献出了他训鸽子用的哨子，说特定的声音能惊走麻雀。

    院子里张婶家的大花猫，果然成了明星，每天趾高气扬地巡逻，吓得老鼠不敢轻易出洞。

    就连韩东家，王红英也想出了妙招，她把剩下的鱼内脏放在一个破碗里，搁在墙根远离家门的地方，说是“引蛇出洞”，集中消灭，效果居然不错。

    当然，也有手忙脚乱、闹出笑话的。

    比如有家人晚上用盆扣老鼠，结果老鼠没扣着，反而把盆摔碎了。

    有孩子打虫子打翻了酱油瓶，还有人为争抢一个老鼠洞的“归属权”差点打起来，最后还是居委会大妈来调解。

    大院里的黑板报也换上了新内容，不再是生产通知或时事新闻，而是“除四害战报”。

    用红粉笔写着各家的“战绩”排名，还有表扬先进、督促后进的小评论。

    空气里时常弥漫着石灰水和“六六六”粉的味道。

    傍晚时分，各家收拾完“战场”，互相交流经验、展示成果，成了新的邻里社交活动。

    韩东看着这热火朝天又有些纷乱的景象，心里感触良多。

    这场运动，以一种近乎强制的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邻里互动模式。

    它让讲卫生从一种个人选择变成了集体行动和政治任务，其中固然有形式主义和摊派指标的问题。

    但也确实在短时间内，让许多陈年污垢得到了清理，让公共卫生意识得到了空前的普及。

    在他的记忆里，这场“除四害”运动一直持续到了六十年代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