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那条围巾戴上，对着镜子看了很久。宿舍的镜子是贴在门后的，窄窄的一条，边上磕掉了一块玻璃，照出来的人影歪歪扭扭的。镜子里，围巾上的那个小洞正好在她锁骨的位置。她伸手摸了摸那个洞，毛线的边缘软软的，有一点扎手。
那条围巾现在还在她衣柜的最底层。和它放在一起的，是弟弟的药费单，厚厚一沓，用橡皮筋扎着。最早的那张是四年前的，上面印着一个她当时根本付不起的数字。她拿着那张单子在医院走廊里站了很久，久到走廊的灯亮了，久到护士来问她，苏医生，你怎么还不下班。她说，这就走。
后来有人替她付了。不是替她付，是替她选择。
那个人的声音在电话里很平静，像在谈一桩再普通不过的生意。“苏医生，你弟弟的药，我们可以帮忙。你只需要偶尔告诉我们一些小事。很小的事。你的好朋友夏晚星，她最近在忙什么。她的上司是谁。她经常去哪里。很小的事。”
很小的事。像温水。不烫，不凉，刚刚好能让人把手伸进去，伸到发现烫的时候，已经煮了太久，跳不出去了。
苏蔓把窗帘拉上。办公室里的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只剩日光灯的冷白色，照在白墙上一片惨淡。她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来，打开抽屉，从最底层翻出一本病历。封面上印着“江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字样，里面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两个女孩，二十出头的样子，站在一棵梧桐树下。一个是她，一个是夏晚星。她穿着医学院的白大褂，夏晚星穿着传播学院的院服，两个人对着镜头比了一个很傻的剪刀手。梧桐花开了满树，淡紫色的，有一朵正好落在夏晚星的头发上。她没发现。苏蔓也没告诉她。拍完照才发现，两个人大笑起来，笑到蹲在地上，笑到路过的人回头看她们。
那张照片的背面，夏晚星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字迹还是学生时代的那种圆圆的一笔一划——“蔓蔓和我，梧桐树下，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苏蔓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行字。圆珠笔的墨迹已经有些褪色了，从深蓝变成浅蓝，像被水洗过很多遍。她的拇指抚过那行字，从左到右，一个字一个字地抚过去。抚到“一辈子”那三个字的时候，指尖停住了。
一辈子。
她的一辈子，在这张照片拍完后的第四年，被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照片里的那个女孩，戴着歪歪扭扭的围巾站在梧桐树下，笑得眼睛弯成月牙。另一半是白大褂内侧口袋里那部黑色的诺基亚，是深夜里震动的三短一长，是每一条发出去的情报后面跟的那句“这是最后一次”。
她把照片夹回病历里，把病历放回抽屉最底层，把抽屉关上。关上的时候，抽屉卡了一下。她用力一推，木头和木头摩擦，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像什么很重的东西从高处落下来，砸在很软的地面上。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老居民楼的窗户一扇一扇地打开，有人探出身子收衣服，有人在阳台上伸懒腰，有小孩的声音从某扇窗户里传出来，尖尖的，嫩嫩的，在喊“妈妈妈妈”。雨后的空气涌进来，带着泥土的腥气和不知道谁家炖排骨的香气。
苏蔓站起来，把白大褂脱了，挂在门后的衣钩上。白大褂的左侧口袋里，那部诺基亚贴着衣料，鼓出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她把白大褂抚平，把口袋的扣子扣上。
然后她拿起桌上的白色手机，给夏晚星发了一条消息。
“晚星，围巾还在吗？”
回复几乎是立刻到的。
“在。压在衣柜最底层。怎么了？”
苏蔓看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方，悬了很久。走廊里的灯忽然闪了一下，又亮了。她打下两个字——“没什么。忽然想起来了。”
发送。已读。
她把手机放进包里，拉上拉链。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里那扇窗。雨后的天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办公桌的桌面照得发亮。桌上摊着她今天下午写的病历，压舌板，听诊器，一支没盖笔帽的黑色水笔。病历上的字迹工工整整，每一个医学术语都写得很标准，每一个诊断结论都下得很谨慎。她是这所医院最好的心外科医生之一。护士们说，苏医生的手，缝合的时候稳得像机器。她们不知道，这双稳得像机器的手，三年来每发出一条情报，都会在键盘上抖一下。抖完了，还是发出去了。
发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
苏蔓关上门。走廊里已经亮了灯，日光灯把水磨石地面照得反光，像一条浅浅的河。她沿着走廊往电梯口走，鞋底踩在地面上，发出极轻极轻的声响。走到电梯口的时候，她按了下行键。电梯从一楼升上来，数字一个一个地跳。3，4，5。
电梯门开了。里面空无一人。
她走进去，按下1楼。门缓缓合上。电梯开始下降的时候，她把头靠在轿厢壁上。不锈钢的面板冰凉冰凉的，贴着她的额头，像多年前某个人冬天伸过来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