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刑部尚书暴昭弹劾茹瑺的第二天，黄子澄也跟着跳出来，在朝堂上公开表态：
“茹瑺有心计而无学术，只会墨守成规，拘泥于洪武旧制，不宜居宰衡之位，统御百官，恳请陛下另择贤能，以安朝堂。”
林川站在殿中，听得嘴角都差点抽了一下。
好一个“有心计而无学术”。
这话说得，真是脸不红，心不跳。
明明是自己想夺权，偏还要摆出一副公忠体国、替陛下分忧的架势，仿佛不是他黄子澄在排挤政敌，而是茹瑺这种老臣自己不合时宜，挡了朝堂清明。
要论给自己脸上贴金，这位黄学士也是一把好手。
林川心里冷笑。
黄子澄如今挂着“同参军国事”的名头，日日在建文帝近前出入，说是天子心腹也不为过。
他想要的，从来不是单单扳倒一个茹瑺，而是想成为建文朝的实际执政者，扳倒茹瑺才能实现决策、人事、执行三合一的权力垄断，彻底掌控朝政。
于是，在黄子澄的轮番吹风、撺掇下，朱允炆很快下了旨意：
将茹瑺由吏部尚书贬为河南布政使，旨到即走，不得在京师逗留片刻。
朱允炆之所以这么做，根本不是因为茹瑺真的贪赃枉法，而是有三个心思：
其一，统一削藩路线。
茹瑺主张稳健削藩，这种声音若放任不管，朝中那些本就犹疑的官员，难免会被带偏，动摇百官对建文朝的信任。
必须通过打压茹瑺，树立“削藩路线只有一条”的政治正确，谁敢说别的话，便是异见，既然如此，茹瑺便不能继续坐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说话。
其二，过河拆桥。
当初朱允炆刚登基，局势未稳，需要借洪武旧臣的名望和分量压住朝局，茹瑺这种人自然要用，而且还得重用。
可如今皇位坐稳一些了，新君也有了自己的一班人马，旧臣的价值便要重新估量，说得难听点，能稳局时是柱石，不合心意时就是绊脚石。
其三，杀鸡儆猴。
茹瑺是洪武旧臣里的核心人物，把他拿下，不仅能打掉旧臣一派的主心骨，还能给其他人看看，谁再敢在削藩上唱反调，这就是下场！由此统一朝廷内部对削藩的认识。
不过，朱允炆也没做得太绝，没有将茹瑺处死。
他虽信任黄子澄等人，但也知道，洪武旧臣集团势力庞大，若是赶尽杀绝，难免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
外放茹瑺，而非处死，是“既打击又留余地”的政治平衡，既能打压洪武旧臣，又能安抚他们的情绪，避免局面失控。
这便是帝王的平衡。
茹瑺接到圣旨的那一刻，面若死灰，整个人仿佛瞬间苍老了好几岁。
他本以为，调任吏部尚书，是新皇对自己的信任，是自己能继续为大明效力的机会。
没想到，到头来竟是过河拆桥，连一句辩解的机会都不给，连查都懒得查，就直接将他外放，何其寒心。
茹瑺追随太祖皇帝十几年，勤勉尽责，清廉自守，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对建文朝顿时失望透顶。
林川看着岳父失魂落魄的模样，连忙上前安慰：“岳父，您莫要心寒，皇帝此举，皆是受黄子澄等奸臣蒙蔽，并非您的过错，您的能力，是太祖皇帝亲口承认的，贤能之名，朝野皆知，谁也不能否认。”
“此次外放河南，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远离京师的是非之地，也能图个清净。”
茹瑺曾长期执掌兵部，与军方关系深厚，这也是黄子澄等文官集团掌控军权的最大障碍。
朱允炆将茹瑺调离京师，一方面是为了排除削藩决策中的异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切断茹瑺与军方、宗室的联系，消除他对建文朝廷的影响力。
而黄子澄，也借着打击茹瑺，向军方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建文朝就是“文贵武贱”，武将不得干预朝政！
为的，自然是给后头进一步削藩、收兵权、夺军权铺路，从而巩固文官集团的绝对权力。
茹瑺静了许久，终于长长叹了口气。
“圣旨已下，老夫今日便要启程，以后家里，就全靠你了，你在京师，莫要冲动，凡事三思而后行，善待嫣儿，护好茹家上下。”
林川重重点头：“岳父放心，有我在，定不会让茹家出事，也定会护好嫣儿，您在河南，也要多保重身体，若有难处，派人传信给我，我定想办法相助。”
茹瑺看着他，缓缓点头。
当日下午，茹瑺便收拾启程。
这道旨意来得急，赶得也急，根本不给人留余地，茹府上下忙成一团，仆役奔走，车马套缰，箱笼一件件往外抬。
院里人来人往，却没什么高声，气氛沉得厉害，连下人说话都压着嗓子。
林川和妻子茹嫣，亲自送茹瑺一家出京。
看着岳父远去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