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直能考上进士，在那人才济济的大明官场里混到一府主官的位置，脑子绝对是够用的，绝不是傻子。他深知自己现在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也清楚自己该站在哪一边。给朝廷的奏折，他每月按时写，按时发，从不延误。
在奏折里，他当然会提自己如何“仰赖皇上天威”、“将士用命”，打退了流贼的几次进犯，保境安民。但他绝不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更不会大肆吹嘘。相反，他用了更多的笔墨，浓墨重彩地描述陕西局势是如何糜烂，流贼如何猖獗，百姓如何困苦，地方如何残破。
而他描述的重点，或者说他精心选择的“靶子”，就是那些散落在陕西各地的藩王宗室。
在他的笔下，这些天潢贵胄、朱家子孙的形象，简直没法看。某某王爷，封地内民不聊生，依然强征暴敛，王府修得比城墙还高，粮仓堆得冒尖，却对城外的饿殍视而不见，甚至紧闭府门，连朝廷调粮助剿的文书都置若罔闻。某某郡王，不仅不出钱出粮协助官府，反而纵容家奴、庄头，与地方豪强、甚至与一些来历不明的人“过从甚密”，在兵荒马乱中依旧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他将这些藩王的所作所为，与高迎祥、王嘉胤等流贼头目“劫掠地方、不顾民生”的行为相提并论，甚至暗示在某些方面，这些藩王对地方造成的危害，比流贼更甚——因为流贼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而这些王爷，是披着合法外衣、敲骨吸髓的蛀虫！
刘大直写这些，倒不全是诬陷。明末藩王宗室仗着特权，兼并土地、鱼肉百姓、逃避赋税、为富不仁是普遍现象，陕西尤甚。他只是选择了最触目惊心的事例（有些甚至是他暗中调查或搜集来的），用最能挑动皇帝神经的笔法，写了进去。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不断给崇祯皇帝心里那根对宗室不满的刺“加料”，不断抹黑这些趴在大明躯体上吸血的蚂蟥，让皇帝对这些亲戚的厌恶与日俱增。
他这是要替王炸将来可能的行动铺路。刘大直不傻，他看得出王炸对大明没什么敬畏，对藩王宗室更没什么好感。如果有一天，王炸要对陕西这些藩王下手，无论用什么理由，朝廷的反应至关重要。他刘大直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自己“身处险地、忠君体国”的地方官身份，不停地给崇祯吹风，把这些藩王形容成比流贼还可恨的国之蠹虫，让皇帝觉得收拾他们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肃清地方、巩固朝廷的“必要之举”。这样一来，将来万一有事，崇祯心里的天平，或许就会更偏向王炸一些。
这一招，不可谓不“坏”，但确实高明。
这些言辞犀利、数据详实、充满忧国忧民之情的奏折，经过通政司，摆到了崇祯皇帝的御案上。果然，效果拔群。
崇祯本来就因为国事艰难、宗室耗费巨大而对这些亲戚没什么好感，登基后更是看透了他们除了要钱要粮、惹是生非之外毫无用处。张维贤私下也没少说藩王的坏话。现在，看到刘大直这个身处“贼窝”却还能坚持抵抗、并且看来把巩昌府经营得不错（能从奏折里看出守城有余力）的“能吏”，用如此痛心疾首的笔调描述那些藩王的劣迹，崇祯心头的怒火一次次被点燃。
“蛀虫！都是一群蛀虫！国家危难至此，他们还在醉生梦死，鱼肉百姓！简直比流贼还可恨！”崇祯不止一次在私下里对王承恩这样骂道。他对陕西那些藩王的恶感，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他对刘大直这个“忠勤体国”、“敢说真话”的知府，印象好得不得了，觉得这简直就是混乱陕西的一股清流，是大明地方官的楷模！
崇祯很想重重奖赏刘大直，甚至想把他提拔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可是，每次他流露出这个意思，在朝会上稍微一提，底下那些阁老、尚书、侍郎们就纷纷出言“劝谏”。
“陛下，刘知府固是能吏，然巩昌府乃陕甘咽喉，眼下贼氛正炽，正值用人之际，临阵换将，恐非良策啊！”
“是啊陛下，刘知府熟悉巩昌情弊，深得军民之心，此刻调离，若继任者不得其人，则巩昌恐有闪失，牵连整个陕西大局啊！”
“陕西如今……唉，刘知府这样的干吏，实在稀缺，正当使其镇守一方，为朝廷屏藩才是。”
这帮大佬们话说得冠冕堂皇，心里的小九九崇祯也能猜到七八分。他们哪里是真心为陕西大局着想？他们是怕啊！怕皇帝一高兴，真把刘大直调走，然后看谁顺眼，一句“卿忠勤可嘉，可为朕分忧”，就把自己或者自己门下的人，扔到陕西那个大火坑里去！那地方现在是人待的吗？流贼遍地，旱蝗不断，藩王跋扈，去了别说立功，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看看刘大直奏折里描述的惨状，谁不肝儿颤？
所以，无论如何，也得把刘大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