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十五岁。她在安东尼奥的名字下面划了一道线。十五岁，该上高中了。他上高中了吗？他有朋友吗？他喜欢什么？足球？篮球？还是像念恩一样，喜欢蹲在花丛边看那些花？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病了，需要药。药在仓库里，在几千公里外的南城，在那些她每天都要巡视的生产线上。药不会自己飞过去，需要有人送。送药需要钱，钱在基金会里，基金会的钱不够了。不够就补，补不上就想办法。她不能让安东尼奥等。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十四岁。这个名字很长，她念了两遍才念顺。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村里人都叫她克里斯蒂娜。她的母亲在玛丽亚家的隔壁帮工，一天赚两百比索，折合人民币不到三十块钱。她父亲出海打鱼，前几天遇到了风暴，船翻了，人没事，但船坏了，修船要钱，买药也要钱。克里斯蒂娜把买药的钱让给了修船的钱。她对母亲说，船修好了，爸爸才能出海。爸爸出海了，才能赚钱。赚了钱，才能买药。她可以等。她不知道药不是等来的，是送来的。她不知道有一个叫林晚的人，在几千公里外，看到了她的名字，在她的名字下面划了一道线。
何塞，十二岁。埃琳娜，十岁。弗朗西斯科，九岁。卢斯，八岁。卡洛斯，六岁。特蕾莎，五岁。曼努埃尔，四岁。格洛丽亚，三岁。费尔南多，两岁。她的笔尖在那些名字上移动，每一个名字都停一下，像一个疲惫的旅行者，在每一个村庄前驻足片刻，又继续赶路。她不是旅行者，她是在心里替他们竖起墓碑。见不到活人，就先在心里埋下名字。
最后一个名字，小约瑟夫，一岁。他是玛丽亚的侄子，她弟弟的儿子。一岁，还不会说话，还不会走路，还不会叫爸爸妈妈。他躺在摇篮里，身上插着管子，管子连着他的手臂，手臂细得像一根枯枝。照片是玛丽亚用手机拍的，打印出来，随信寄来的。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He doesn‘t know his nam help him live.”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他只知道疼。管子扎进皮肤的时候，他哭。拔出来的时候，他也哭。他哭的时候，玛丽亚也哭。她哭完了，写信。信寄出去了，药还没来。药在路上，在海上，在那些她看不见的地方慢慢移动。
林晚把那张照片贴在名单旁边，和程薇的画并排。画里的花是红的，照片里的孩子是苍白的。红与白，生与死，在一面墙上，隔着几厘米的距离，却像隔着整个世界。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照片上那张小脸。纸面粗糙，颗粒感很强，像沙纸。她摸到了他皮肤上的纹理，摸到了他紧锁的眉头，摸到了他抿着的嘴唇。她没有哭。她已经很久没有哭了。程薇说她哭起来不好看，她就再也不哭了。不是忍着，是真的哭不出来了。那些眼泪在某个地方干涸了，像程薇放在办公室里的那杯咖啡，杯底干透了，留下一圈褐色的印迹，再也擦不掉。
林晚坐在桌前，拿起手机。她翻到玛丽亚的号码，没有拨出去。电话打过去说什么？说药在路上？药还在仓库里。说钱在基金会？基金会的钱快没了。说她正在想办法？办法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她把手机放下，拿起桌上的笔。笔尖在本子上滑动，列出一个个名字，一个个数字，一个个方案。从中国发货，运费太高。从菲律宾发货，工厂还没投产。从泰国发货，阿努查那边存货也不多了。她写写划划，划划写写。纸面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字迹，有些被划掉了，有些被圈起来，有些被箭头指向别处。像一张地图，地图上标满了路，但每一条路都有人堵着。海关，经销商，竞争对手，汇率，政策，天气。她划掉一条，又划掉一条。纸面上的字迹越来越乱，像一团打结的线。她放下笔，把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她拿起手机，拨了施永昌的号码。响了几声，接通了。
“施总，那十二个孩子的药，从国内发货。运费我出。两个月后，等菲律宾工厂投产了，再从当地补库存。这样，孩子们不用等，工厂也有订单。”
施永昌沉默了片刻。“林女士，从国内发货，运费比药价还贵。您亏得起吗？”
林晚看着窗外那些花。“亏不起也要亏。命比钱值钱。”
施永昌又沉默了。电话那头传来捻佛珠的声音，细碎而密集，像雨打在瓦片上。他捻了很久，久到林晚以为他不在电话那头了。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好。我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