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德国三个月了，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节奏——早上八点到医院，跟着贝格教授查房，看那些病人的化验单，听那些病人的故事，记那些病人的名字。她记了九十九个。安娜是第一个，她记住了。赫尔曼是第二个，一个六十八岁的退休邮差，家住汉堡，喜欢喝黑啤，讨厌吃鱼。他的妻子每周三来看他，每次来都带着一束雏菊，插在他床头柜上的玻璃瓶里。他说那是他最后一次住院了，等药吃完了，他就不再来了。他的妻子哭了，他没有哭，只是笑着拍了拍她的手。
科尼利厄斯是第三个，一个刚毕业的年轻钢琴家，病情不重，但控制得不好。他每隔三周来一次，每次来都带着他的电子琴，在病房里弹给其他病人听。他弹得最多的是巴赫，他说巴赫的音符像手术刀，精准，冷静，不带感情。林晚听不懂巴赫，但她听懂了他的手指。他的手指很细很长，像程薇画里的花枝。他弹琴的时候，整个走廊都是他的琴声。护士站的小护士们会停下来，静静地听。打针的病人会暂时忘记疼痛。读信的老人会放下信纸，闭上眼睛。
琴声停了。走廊安静下来。林晚从病房门口退开，正要转身，门开了。科尼利厄斯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电子琴，琴谱夹在腋下。他看到林晚，笑了，那笑容带着一点少年的羞涩，又带着一点艺术家的疏离。
“林女士，您每天都在听。”
林晚点头。“您每天都在弹。”
他把电子琴放下，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没点，只是叼在嘴里。烟是白色的，滤嘴上有金色的环，他没点燃，大概只是习惯性地叼着，像一种安抚。“巴赫不会让您的药效果更好。我的琴声也不会。您不用每天来。”
林晚看着他。“我不是来听巴赫的。我是来看病人的。”
科尼利厄斯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指间转了一圈，烟在光线下翻转，滤嘴上的金色环一闪一闪的。“病人是我。您看到了。我活着。等您的药完全起效了，我就能出院了。出院了，您就看不到我了。您会记得我吗？”
“会的。”
科尼利厄斯愣了一下，手指停住了。“为什么？”
林晚看着他。“因为您弹巴赫。我听不懂，但我记住了。”
科尼利厄斯笑了。那笑容很轻，像风吹过琴弦，也像他手指按下琴键时那一瞬间的震颤。他把烟塞回烟盒，拿起电子琴，夹着琴谱，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巴赫的琴谱，我送您一份。不是让您听懂，是让您记住我。”
林晚没有回答。她站在那里，看着他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他消失了。红色的数字一层一层往下跳，最后停在一楼。她想起程薇，想起她说“等我死了再休息”。她休息了，她没有。还在看病人，还在等药效，还在记名字。那些名字，那些脸，那些生命，她不能忘。
贝格教授在走廊尽头等她。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表情比平时凝重，眉头拧在一起，像解不开的结。他走过来，皮鞋踩在地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由远及近。
“林女士，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反馈意见来了。他们认可我们的临床试验数据，但要求我们补充一份长期随访报告。不是针对我们，是所有新药都要走这个流程。他们想看病人用药一年后的情况。不是半年，是一年。”
林晚把文件翻开。德语，密密麻麻的字母像一群蚂蚁，她看不太懂，但她看得懂那一串数字——365天。一年。那些病人等不了那么久，但她不能不等。她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几秒，像在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需要多久能拿到长期随访数据？”
贝格教授想了想，手指在文件夹上敲了两下。“最快也要半年。半年后，数据出来，再提交，再审批。审批又要半年。加起来，又是一年。”
林晚的手指按在文件上，指节泛白。“一年。那些病人等不了一年。安娜等不起，赫尔曼等不起，科尼利厄斯的琴声等不起。”
贝格教授看着她。“您比我执拗。”
林晚把文件还给他。“不是执拗。是那些花，等不了一年。”她转过身，看着走廊尽头那扇窗户。窗外是海德堡的天空，灰蓝色，有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着。她想起月季园里的那些花，从山脚烧到河边，开了一茬又一茬，谢了一茬又一茬。它们不等任何人，该开的时候开，该谢的时候谢。但病人不是花，病人可以等，但不能等太久。一年，太长了。
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