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总部，就你一个人的手续是齐全的。”
“跨境协作文件、国际刑警身份、港方那边的对接函，全在你身上了。”
她顿了顿，盯着张小米的眼睛：“到了那边，以协调为主。”
“两地警务协作框架之内的事，你该怎么办怎么办。框架之外的——”
“框架之外的，我绝不擅自行动。”张小米接得飞快，脸上还挂着一丝老实巴交的笑。
刘娟盯着他看了好几秒，像是在判断这话到底有几分是真的。
最后她没再说什么，只摆了摆手：“去吧。早去早回。”
张小米嘴上应得痛快，心里头早盘算好了另一套。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香港警方要是配合得痛快，那就按规矩来，走正规交接流程，把陈占山体体面面地押回来。
可要是程序卡了壳、公文转圈圈，他不介意用自己的法子，悄没声地把人弄回内地。
反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办法总比困难多。
出发那天，家里格外热闹。
两个老太太一人抱一个孩子，从屋里送到院子里，又从院子送到胡同口。
老娘一遍一遍地念叨“出门在外，吃食别省，该花就花”，丈母娘则叮嘱“南方那边湿气重，睡觉记得把被子先烘一烘”。
秦淑芬推着那辆凤凰26自行车，一直送他到路口。
北风贴着地面刮过来，把她的刘海吹散了，她抬手别到耳后，只是轻声说了句：“办完事儿早点回来。”
没说注意安全，没说小心点，就这一句。
张小米点点头。
他知道秦淑芬不是不问，是不想让他临走还挂着一肚子交代。
公文包不大，里头装着文件、证件和几件换洗衣裳。
真正要紧的东西都在空间里安安稳稳地躺着——七八千万美元、香港地图、股市资料，还有那套骚包的行头。
他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先到深圳，再从罗湖口岸过关。
1983年初的罗湖口岸，远没有后来那股子人山人海的热闹劲儿。
关口两边戒备分明，穿制服的、不穿制服的，眼睛都亮着，气氛绷得紧紧的。
内地这边，公安核对了他的国际刑警证件和介绍信，啪地盖了章，放行。
跨过那道界桥，踏进香港入境处的地盘，空气里的味道立刻变了。
英式制服的入境事务官坐在玻璃后面，面无表情地翻他的证件，翻一遍不够，又翻一遍。
姓名、身份、事由，一样一样核对，完了还操着那口带着粤语腔的英文盘问了几句。
张小米早就准备好了。
粤语磁带不是白听的，他应对得从从容容，吐字清楚，尾音微微往上挑，听着就是个常在外面跑的人。
对方又看了他一眼，没再多话，在护照上啪地盖了章。
入境。
张小米一脚迈过那道门槛，站定了，深深吸了口气。
不一样。
空气不一样，光线不一样，连声音都不一样。
街边全是繁体字的招牌，密密麻麻地叠着摞着，从楼顶一直挂到二楼窗户底下。
双层巴士轰隆隆地从面前开过去，车身侧面刷着花花绿绿的广告。
穿西装打领带的、穿花衬衫趿拉拖鞋的、蹬高跟鞋挎小皮包的，各色人等在街面上流过来淌过去。
粤语、英语、还有不知道哪国的话搅在一起，像一锅滚开的粥。
这就是1983年的香港。
东西两头的气儿都在这里撞上了，一边是规矩，一边是暗流。
张小米没有先去警务处。
他按着事先约好的，拐进九龙一条不起眼的街，找那家茶餐厅。
推门进去，一股子奶茶和菠萝油的香气兜头扑过来，浓得能嚼出味儿来。
卡座里坐满了人，说话声、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粤曲、碗筷碰撞的脆响，全搅和在一起，热闹得像一锅沸腾的粥。
张小米扫了一眼，找了个靠角落的位子坐下来，刚点了一杯冻奶茶，门口的风铃叮当一响，进来一个人。
穿西装，气质斯文，走路不带声。
年轻人径直走过来，不动声色地在他对面坐下，压低声音：“张先生，我是阿杰。阿强的同学。”
张小米微微点头，目光从对方肩膀上方掠过去，把整个茶餐厅扫了一遍。
没有多余的眼睛往这边看，没有人在意角落里这两个人。
“美国那边托我过来接应您。”阿杰补了一句。
这个阿杰也是洪门资助的留学生，本身就是香港人，说话做事都带着本地人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看着挺靠谱。
张小米端起奶茶喝了一口，声音压得很低：“公司的事，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