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的中段，是德茂爱心基金会的资金、远达商贸的空壳公司、以及一笔笔经过多层转账后最终消失在离岸账户中的钱。
这不是一两条线索的简单串联，这是几十条线索相互交织、相互印证的一张网。每一笔钱的流向都有迹可循，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有据可查，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有旁证材料。
周五，谢飞艳打来了电话。
“你最近在忙什么？好久没见你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抱怨，但抱怨底下是掩饰不住的关心，“上次你说借住我那套房子，住了一晚就没影了，我问小云你后来住哪儿了，她也不告诉我。”
“艳姐，我最近事情比较多，等忙完这阵子请你吃饭赔罪。”
“赔罪就不用了，你平安就行。”谢飞艳的声音忽然压低了一些，“我问你一个事，你别骗我。”
“什么事？”
“孙德茂那个案子，你是不是在查？”
曾小凡犹豫了一下。“是。”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三秒。“我就知道。你这个人，看到不平事就坐不住，跟个正义超人似的。”谢飞艳的语气里没有责怪，只有一种过来人特有的担心，“但你得小心。孙德茂那种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后面有一整个利益链条。你动了链条上最粗的那一环，整条链都会震动。”
“艳姐，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你以为我这个小公司是怎么做起来的？在这个城市做生意快十年了，什么圈子都接触过一点。孙德茂的名字我听过，他那套把戏我也隐约知道一些，只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去碰。你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胆量，姐为你骄傲。但骄傲归骄傲，担心归担心。”谢飞艳深吸了一口气，“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活着回来。”
曾小凡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我答应你。”
挂断电话之后，他坐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谢飞艳的这句话——“活着回来”——像一颗种子落在了他心里那片被各种情绪反复犁过的土地上，悄悄地生了根。他想起了第一次见到谢飞艳的时候，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转着一支笔，说“你就是曾小凡？谢总跟我说过你，说你很能打”。那时候他觉得这个女人不好惹——精明，强势，眼里不揉沙子。后来他慢慢发现，“精明”和“强势”只是她的外壳，是她在商场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穿了多年的一副铠甲。铠甲里面是一个会在冬天给他煮姜汤的女人、一个会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帮他收快递的女人、一个会在他说“艳姐我没事”的时候假装相信了他的女人。
周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曾小凡收到了一个快递，寄件地址是本市的一个居民小区，没有留寄件人姓名。快递不大，是一个鞋盒大小的纸箱，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摇晃时能听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碰撞。他先仔细检查了快递单和包装——没有被拆封过的痕迹，没有可疑的粉末或液体渗出。他用裁纸刀划开封口胶带，打开纸箱。
里面是一沓厚厚的文件，最上面压着一张白纸，纸上用黑色签字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潦草但有力，像是书写的人手在微微发抖。
“这些东西我藏了两年。本来打算带进棺材里的。现在给你。希望你能用它们做比我更有用的事。”
没有署名。
曾小凡拿起那沓文件，开始翻阅。第一页是一张手写的名单，列出了十一个人的姓名、职务和他们在孙德茂案中扮演的角色。这些人里有政府官员，有企业高管，有中间人，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甚至还有一个是媒体人。每一个名字后面都附有简短的备注，说明了这个人和孙德茂之间的关联方式——有的是直接收受过贿赂，有的是通过亲属或白手套间接参与利益输送，有的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孙德茂的基金会提供过各种形式的庇护和便利。
第二页开始是具体的证据材料。有银行转账记录的复印件，有电子邮件往来记录的截图，有会议纪要的扫描件，有几份合同的复印件——合同的一方是德茂爱心基金会，另一方是名单上那些人所代表的公司或个人。每一项证据都有日期和金额，金额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跨度很大但流向清晰，像一张精心绘制的流向图，每一条河流的源头和入海口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曾小凡一页一页地翻着，手指越来越紧。
他不知道这份文件是谁寄来的。也许是名单上的某个人——那个说“带进棺材里”的人，大概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在某个时刻保留了这些证据，不是为了揭发，而是为了自保。也许是这些人中的某一个，在孙德茂落网之后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决定在船沉之前跳船逃生，用证据换取从轻处理的机会。也许是马建民安排的人——他在逃亡之前留下了另一份备份，通过某个他不知道的渠道寄到了他手中。也许是谁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文件本身。每一页都是真实的、可验证的、足以作为法庭证据的材料。不是推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