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旦皇室缺少军政强人，而外姓中冒出了军政强人，这同样也方便了外姓的篡权。
但从基层治理与经济开支的角度来说，这更是一个极为负面的政策。在士族壮大的情况下，地方乡县与中央的联系本就脆弱，再废除州郡兵，两者的军事联系就彻底斩断。而且还大大增加了经济负担，毕竟粮秣从地方上运到首都与军事重镇，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朝廷还要设法置办马匹、甲仗、辎重，又要从京畿和军镇到地方上进行采购，这又是一笔损耗。
卢志对此评价道：“古往今来，朝廷想要在赋税财政上有所作为，无非是四个字——开源节流，而此前的军镇制度无疑是大错特错，走到了反面——开流节源上了。”
刘羡深以为然，他问卢志道：“那以子道之见，我该如何做？”
卢志断然道：“反者道之动，魏晋以兵农分离得天下，又以兵农分离失天下，那我朝便当改弦易张，重新寓兵于农。”
于是就有了在勋爵制后，朝廷新一轮推出的军坊制度。
刘羡打算拆分打散各军，继而在现存的各州郡中广泛设立军坊，直接以县为单位，将除禁军与新组建流民军以外的大部分军队，均等地布置在各县之中。而这些士卒所居住的区域，便简称为军坊。
不论州治郡治，一个普通县的军坊，大概不过百来人到两百人不等，由当地的县尉负责管理，他们为分配来的汉卒授勋田，帮助他们在本地进行扎根，乃至成家立业。
过去两汉在县下设乡，乡下设亭，亭下设里，如今这些基层建制已经大部废弛，混乱不堪。而今借着这个授勋田的机会，正好可以让士卒们深入到各个村社之中。而他们又有荫户免税的特权，很容易便被当地人所接纳，这样就可以作为朝廷扎根地方的楔子，撕开基层治理的第一道口子，并宣传朝廷的政策。
而根据寓兵于农的理念，军坊将把汉卒的吃穿用度供给，从以前由军镇负责，改成由县府的军坊负责，军坊负责协调地方分担，虽然县府同样要给士卒供给粮秣，但因减少了县府转运到军镇造成的粮秣损耗，支出就大大减少了，甚至在征调兵力之初，士卒自己就能从军坊中领取一部分粮秣，自行运往前线，又是一笔省去的开支。
当然，省去的开支还不止于此，须知勋爵制赋予汉兵的不只有特权，同时还有义务。对于普通的汉军士卒，他们固然享受授田、免税、乃至荫户的特权，但也有自备部分武器的义务。
普通的劲卒，他们只须自备一柄环首刀，以及长弓箭矢，其余的甲胄盾弩，自会有朝廷负责制造，分发到各军坊保管和维护。等勋爵到了骁勇之后，朝廷还会设法发放给他们马匹，让骁勇们安排荫户放养，农忙时马匹可以耕种，农闲时则可以骑射作战。如此一来，也算解决了老大难的马政问题。
还值得注意的是，汉卒入驻到县军坊之后，除了战时集合备战、节省开销外，闲时还能每月检阅，警昼巡夜、稳定乡县秩序，甚至直接向乡县征兵。所谓一举多得，不外如是。
但俗话说得好，万事有弊有利，将这样影响巨大的制度推行下去后，军官在政治上的权力也会相应增加。以前的都尉只需要在郡中挑选一城作为军事重镇，号令各县尉带兵前来训练集合即可，影响力往往局限在这一城之内，军坊制度落实后，都尉便要在全郡范围内时时来回巡查，就会管理到郡内各乡县，势力大大增加。
在朝廷改制之初，军坊势必依靠朝廷，但长此以往，军坊就可能与地方士人相同化，独立于朝廷之外。因此，为了提前杜绝这些问题，刘羡与卢志在比较种种古籍之后，打算全面推行轮戍制度。
毕竟现在还是乱世，战乱之中军事重镇的作用还是不可取代的，能够迅速地进行调兵遣将就是最大的优点。而军坊制度将士卒散播到乡县后，平时能够随时调集的兵力就少了。为了训练旗鼓战阵，也有必要让大量士卒集中。
因此，刘羡主张一郡之内，每年抽调各军坊三分之一的士卒，到郡治中进行轮值训练，各州都督可以随时抽调这些兵力，作为朝廷御敌的应急力量。
而在全国范围内，各州郡兵同样要到京师轮流戍卫。
南汉如今实控宁、益、荆、湘、交、广、江、扬八州。又预设豫、司两州，虽无州土，实建军队。荆州作为如今的京畿，平日自是要提供三万常驻兵马拱卫义安。但这并不是说，余下的九州军队就可以自行其是，刘羡将九州划分为三道，以三年为界限，每年命一道派三万兵马前来京师，作为禁军体系的一部分协防集训。如此荆州就有六万常备兵马，既是保卫天子的守备力量，同样也是中央援助各地的机动力量。
这项制度的落实其实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今的交、广、宁三州，距离朝廷实在太远，让他们前来义安轮戍，一年大概有两三个月在赶路，像交州这种地方，四个月也说不准。
但刘羡还是决定将其推行下去，主要考虑有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