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义安不比洛阳，至少是位于江南之中，只要专心经营这些军队入京的道路，提前做好准备，让他们前来轮戍，成本还是可以承担的。

    二来长途跋涉本就是军队训练的重要内容，边地士卒能远赴千里山川行军而来，也算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若是这些军队前来轮戍，可以适当减轻入京后的训练，提高待遇作为补偿，大体还能保持公平。

    三来轮戍制度的核心，是要建立起天子与地方的联系。让每一州郡的军队，都能切身感受到京畿的繁华，天子的信赖，继而产生一种荣誉感，以拱卫天子为荣。如此，全国上下便能建立起一种认同感，感到自己隶属于大汉，而不是士卒只认得地方长官，唯地方长官是从。所以，就不能因为地方遥远而放弃，恰恰是因为各地相隔千里，才更要坚持。

    如此，以勋爵制为引，军坊制为实，轮戍制为佐，将三个制度结合起来，便构成了庚午新制中的军制部分。这是刘羡最先推广的部分，同样也是准备最久的部分。

    从启明四年十月开始，各州郡便开始计算上报过往战功，由朝廷计算戎勋，此事一直持续到启明五年的三月。同样，朝廷也让各郡县先提前修建军坊，准备勋田，为第一批士卒的入驻做准备，并对分配的那些士卒宣讲朝廷的政策。而在朝廷八月接连颁布三道正式的诏令之后，荆、益、湘、江四州已开始率先行动。

    严格来说，新军制虽说增加了军队的待遇，但同样，有识之士都看得明白，朝廷的负担减轻了，军官和士卒的责任就相应增加了。好在刘羡在军队的威望是至高无上的，推行改制的阻力自然也是最小的，至少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反对。

    这只能算是一个好的开头，但回到起点，新军制只是变法改制的一部分，纵使成功也不能代表整个变法改制的成功。想要根本性地扭转局面，让国家欣欣向荣，就必须要面对最重要的户籍问题与田土问题，这不是刘羡取巧就能进行逃避的。

    在是年九月中旬，刘羡正式下诏，开启称帝后的第一轮检籍清田，首先就在荆、湘二州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