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昌三年（514年），北魏决定对南朝的梁国发动大规模西征，目标直指蜀地。这个烫手山芋，最终被甩给了高肇。他被任命为平西大将军、都督诸军事，统率步骑十余万，准备南下攻取益州。让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外戚去统领全国兵马，打一场国运之战，这本身就透着诡异。史家推测，这可能是宣武帝受不了朝野对高肇的普遍怨恨，借着战争把他调离权力中枢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高肇自己试图通过建立军功来洗白自己、巩固地位——毕竟，还有什么比打胜仗更硬的资本呢？
然而，这场西征从一开始就透着各种不靠谱。高肇根本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到了前线手忙脚乱。更要命的是，他离开洛阳后，朝中那些被他打压过的势力立刻开始蠢蠢欲动。他在洛阳的权力真空，无人填补，也没有真正信得过的心腹可以留守。他就像一个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把篮子摆别人家门口的人。
历史的剧本远比他想象的跌宕。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大军还在前线磨蹭，后方突然传来惊天噩耗：年仅三十三岁的宣武帝元恪驾崩了！消息传到军中，高肇的第一反应堪称影帝级别。他不仅是为外甥哀痛，更是为自己未卜的前途恐惧。史载他“哀痛惊愕，非唯仰慕，亦私忧身祸，日夜悲泣，至于羸悴”——他不是只哭皇帝外甥，更是在哭自己。他立刻明白，那个能罩着他的人没了，他成了无根之萍。他连夜赶回洛阳，日夜兼程，到了京城时已经形销骨立。
回到洛阳后，高肇直奔太极殿哭祭宣武帝的灵柩，哭得撕心裂肺，形容枯槁。但这眼泪，救不了他。此时朝中主事的，是太尉高阳王元雍和领军将军于忠。元雍是献文帝之子、孝文帝的弟弟，属于被高肇压制多年的宗室势力；于忠是已故于皇后的族人，对高肇恨之入骨。两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高肇哭祭完毕，按照安排被引入舍人省西廊，还没来得及反应，几名早已埋伏的壮士一拥而上，将他扼杀。《魏书》记载了当时的恐怖一幕：“肇入省，壮士扼而拉杀之。”干净利落，没有任何多余的对白。一代权臣，就这样被活活勒死在宫中一处走廊里，死时连喊叫都来不及发出。
次日，朝廷下诏公布其罪状，称其“罪恶滔天，人神共愤”，并表演式地说他“刑书未及，便至自尽”——意思是我们正要依法审判他，他自己羞愧难当，先一步自杀了。这是古代政治中典型的杀人诛心：人明明是被处决的，偏要给你安一个“畏罪自杀”的官方定论，让你死后连尊严都没有。他的官职爵位全部被削除，只按普通士人的规格草草埋葬，连陪葬品都只是一口薄棺、几件破衣。
但历史就这么讽刺。高肇死后，灵太后（胡太后）临朝听政，为了缓和各方矛盾，也许是为了安抚高肇家族残存的势力（高肇的侄女高英当时已是太后），不久又追赠高肇为营州刺史，恢复部分名誉。到了永熙二年（533年），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孝武帝元修下诏，追赠高肇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大丞相、大司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这一长串头衔，几乎囊括了北魏最高的官爵，堪称“死后大满贯”。一个生前被定性为“巨恶元憝”的人，死后十几年又被追封为帝国第一功臣，这不叫“春秋笔法”，这叫“政治橡皮泥法则”——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第五幕：身后事与身后名
高肇死后，他这一支的高氏家族迅速衰落，但并未完全绝迹。他的儿子高植，据《魏书》记载，历任多州刺史，为政清廉，颇有能名，被称为“良刺史”。这位二代与老子的行事风格截然相反，以至于时人都惊叹“父子异志”。或许高植正是从父亲血淋淋的结局中吸取了教训，明白靠裙带关系和阴谋诡计不能长久，唯有踏实做事才能善终。
至于高肇的侄女高英，也就是那位被立为皇后的高氏，在宣武帝驾崩后顺理成章成为皇太后。但她很快就被灵太后（胡太后）架空，幽禁于瑶光寺中，出家为尼。后来胡太后被幽禁期间，高太后曾被短暂迎回宫中，但胡太后复出后，高太后旋即暴毙，死因成谜。《魏书》的记载讳莫如深，但时人都明白，这不过是宫廷斗争的又一轮轮回。老高家靠宫斗起家，最终也覆灭于宫斗，求仁得仁。
《魏书》对高肇的评价，其实是分裂的。在执笔修史的文人士大夫魏收笔下，高肇的形象被严格区分成两个版本：“官方版本”说他“出自夷土，时望轻之”，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是一个典型的奸臣形象；但“民间版本”（或者说隐藏版本）又补充了一句：“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意思是这个人虽然出身低、品行差，但干活儿很卖力气，处理政务能力不俗，当时人也承认他“能干”。
这种“一鱼两吃”的评价方式，其实挺有意思。它说明高肇不是简单的好人或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的悲剧在于，能力的“硬件”全都用在了错误的方向上。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勤勉的能臣，但偏偏选择了做一条疯狂的忠犬。他的“勤奋”是真实的，“构陷”也是真实的，两者并行不悖。一个没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