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堪称危机公关的范本。它好在哪里？第一，给皇帝吃了定心丸。“您放心，我爹在呢”，潜台词是：于家是靠得住的，禁军是稳得住的。第二，暗示了于家的忠诚和价值。于烈的预防措施说明，于家即使在没有皇帝指令的情况下，也在主动守护皇室安全，这是多大的人情！第三，为宣武帝留下了体面的退路。“徐观其变”四个字，给了皇帝从“仓皇逃跑”转换为“从容坐镇”的台阶。
宣武帝当场就冷静下来了，派于登快马驰返洛阳观察情况。结果一进城，于烈果然已经部署完毕，禁军各就各位，整个洛阳城稳如泰山。元禧那边还在等洛阳内应的消息，结果等来的是朝廷已稳住阵脚、各地勤王军队正在集结的噩耗，最终叛乱被迅速平定。
事后，宣武帝拍着于登的背，金口玉言：“卿，真忠臣也！”并当场给他改名，从此“于登”就变成了“于忠”。紧接着赐爵魏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于忠”这个名字，本质上是一张盖了章的皇家认证。它等于公开宣布：这个人是朕亲自鉴定过的忠臣，你们谁也别想动他。获得“忠臣认证”的于忠，开始了各种“耿直秀”。
有一回，北海王元详在朝堂上讲话。元详是宣武帝的同母弟，当时权势熏天。将作大匠王遇——相当于皇家工程总监——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元详一顿猛夸，用词之肉麻，令空气都变得黏稠。于忠听不下去了。他当场指着王遇的鼻子骂：“殿下是国之懿亲，你是国之大臣，公事就该公对公，你在这儿公然拍马屁，损公肥私，像什么话！”王遇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元详也觉得丢人，赶忙把王遇打发走了。《魏书》记载的原文是：“遇，公国之臣，安得损公惠私！”——这句话后来成了北魏官场流传的名言，被誉为“义正辞严”的标杆。
还有一次更狠。他出任西道大使，负责巡察并州一带。刺史高聪是个大贪官，鱼肉百姓、中饱私囊，地皮都刮薄了三层。于忠一到任，直接动手，前后核查出高聪贪赃枉法的罪状二百多条，打包火速奏报朝廷。最终高聪被处以极刑，朝野震动。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活脱脱一幅北魏版“人民的名义”。于忠的耿直形象，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但细品一下，这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当面斥责王遇，固然正直，可王遇只是个将作大匠，官职不高；弹劾高聪，固然为民除害，但高聪只是一个地方刺史。于忠怼的人，都是他能怼得动的。而那些真正权势熏天的宗室诸王、外戚重臣，他碰了吗？没有。
这是一个忠臣的自我修养，也是一个聪明人的生存智慧。他知道出手的边界在哪里，不会去触碰那些真正致命的利益集团。但这一切，在宣武帝去世之后，都变得不再重要了。因为边界，消失了。
第三幕：从忠臣到“站皇帝”——权力的魔戒如何腐蚀一个人
延昌四年正月丁巳日（515年2月12日），宣武帝在式乾殿驾崩。这是于忠人生的分水岭，也是北魏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
《魏书·于忠传》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忠与侍中崔光、黄门郎李韶等议，奉迎肃宗于东宫，即位于太极前殿。”肃宗是孝明帝元诩的庙号。也就是说，于忠和崔光等人在第一时间做出了一个决定：不等天亮，不等各路势力反应过来，连夜拥立六岁的太子即位。
这是一个需要极大魄力的决定。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还有另一股力量在蠢蠢欲动——外戚高肇。高肇是宣武帝的舅舅，时任大将军，正在益州领兵征讨。他的侄女是宣武帝的高皇后，按照辈分，是即将即位的孝明帝的嫡母。如果等高肇得到消息领兵回朝，六岁的孝明帝很可能沦为傀儡，而高肇将成为实际上的摄政王。
于忠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用“快”来破“强”。快到什么程度？史载宣武帝驾崩当夜，于忠在殿中亲手将犹豫观望的御史中尉王显诛杀。《魏书·王显传》载：“忠与崔光等以显为高肇党，恐其翻覆，遂于殿中杀之。”在皇帝的灵前杀人，这已经不是忠臣了，这是曹操。
杀了王显，扫清了即时障碍。接下来，于忠和门下省的侍中们拟定了辅政名单：由宗室高阳王元雍和任城王元澄共同辅佐幼主。看起来是宗室贤王主政，实际上是于忠和门下省联合设计了权力格局——辅政仅限门下省指定的雍、澄二人，而于忠本人，身兼门下省侍中和尚书省领军将军。
侍中掌管诏令的审核颁布，是“笔杆子”；领军将军统帅禁军，是“枪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全攥在一个人手里，这在大魏建国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一个六岁的小皇帝坐在龙椅上，一个手握刀笔的大臣站在龙椅旁。权力的天平，已经彻底倾斜。于忠接下来的操作，可以说是权臣的“标准动作”。
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