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给自己加官进爵。他先是暗示百官为自己“请功”，于是朝廷下诏，封他为常山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不久又加封常山郡公，增邑至二千八百户。一个郡公接着一个郡公，封地一块接一块，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这是在给自己堆政治资本。
再然后，就是铲除异己。尚书左仆射郭祚，是文臣里的实权派，官至从一品；尚书裴植，也是朝中重臣。这俩人私下劝辅政的高阳王元雍说，于忠权势太重了，这样下去恐怕会尾大不掉，不如找个由头把他外放到地方上去任职。元雍也有此意，正准备行动。
消息传到于忠耳朵里。他勃然大怒，随即给郭祚和裴植扣上了“谋反”的帽子。《魏书·于忠传》记载：“忠乃矫诏杀祚及植于都亭。”“矫诏”两个字，扎眼得很。伪造圣旨，这在任何朝代都是诛九族的大罪。但于忠就这么干了，而且光明正大地干了。郭祚和裴植被杀之后，于忠还不解气，准备连同高阳王元雍也一块收拾掉。要不是侍中崔光拼死力谏，元雍也得人头落地。但即使留了一条命，元雍也被罢免了一切官职，灰溜溜地回家闭门思过去了。
这一波操作下来，王公大臣们再看于忠时的眼神，全都带上了恐惧。史书原话是：“王公以下，莫不敛手畏惮。”翻译成现在的话：只要是当官的，在于忠面前都不敢乱说乱动，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此刻的于忠，权势达到了顶峰。史家用八个字形容他：“诏命生杀，皆出于忠。”皇帝的圣旨怎么写、大臣们谁生谁死，全是于忠说了算。他还是那个当年被宣武帝拍着背称赞的“于忠”吗？他还是那个怒斥阿谀之徒、铁面弹劾贪官的于忠吗？权力的毒性，已经深入骨髓。那个正直的忠臣死在了宣武帝驾崩的那个夜晚，活下来的，是一个吞噬一切的权力怪兽。
第四幕：女人出手——胡太后的权力回收
宣武帝去世时，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变量：孝明帝的生母胡氏。这位胡氏可不简单。北魏宫廷有一个非常残忍的惯例——“子贵母死”。就是说，哪个妃子的儿子被立为太子，这个妃子就得被处死，目的是防止母后干政。这个惯例从道武帝时代就开始了，一百多年来严格执行，多少后宫嫔妃为此丧命。但胡氏是个例外。宣武帝晚年动了恻隐之心，加上其他妃子都没有生育皇子，元诩成了唯一的继承人。胡氏也因此在宣武帝死后活了下来的，并且被尊为皇太妃，不久晋升为皇太后，史称灵太后。
灵太后的政治智商，相当在线。她没有直接跟于忠翻脸，而是用一种非常精巧的方式逐步收权。先是解除了于忠的侍中职务——这一刀，切断了于忠对中书省诏令的控制，等于卸了他的“笔杆子”。接着免去了他的领军将军职位——这一刀，卸了他的“枪杆子”。最后，于忠只剩下“仪同三司、尚书令”的虚衔。仪同三司是个荣誉头衔，意思是享受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同等的礼遇，但没有实权。尚书令倒是实职，可灵太后紧接着就把于忠外放为冀州刺史——刺史要离开京城去地方上任，人不在洛阳，尚书令自然也就成了空壳。这一套组合拳打得行云流水，于忠毫无招架之力。
紧接着，清算正式开始。熙平元年（516年），御史中尉元匡上奏弹劾于忠，历数他的种种罪行，包括矫诏杀人、排除异己、专权跋扈等，措辞极为严厉，直接请求“诛杀”——就是要判死刑。朝堂上那些被于忠压制已久的官员一看风向变了，纷纷跟风上书。关键时刻，灵太后展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权衡与手腕。她以于忠当年在宣武帝驾崩时“有保护之功”——保护她免遭高皇后迫害——为由，坚决反对处死于忠。最终，于忠免去死罪，但被褫夺大部分爵位和封邑，外放为冀州刺史。
这个处理相当巧妙：既顺应了朝臣要求惩治于忠的呼声，又用“念旧功”的名义保全了他的性命，同时将他远远打发走了。既给了朝臣公道，又树立了自己“仁厚念旧”的形象，还彻底消除了于忠这个政治威胁。一石三鸟。
到了冀州任上的于忠，实际上已经是拔了牙的老虎。他远离了权力中心，不再掌握一兵一卒，身边也没有了可以呼风唤雨的班底。曾经被他欺压过的王公贵族们，不会给他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
熙平二年（517年），灵太后又下了一道诏令，把于忠召回洛阳，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加侍中。看起来像是官复原职，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太后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给他一个体面收场罢了。复职后的于忠，在朝堂上不再有任何影响力。
熙平三年（518年），于忠在洛阳去世，终年五十七岁。朝廷追赠他为侍中、司空公，赐谥号“武敬”（也有记载为“敬武”）。丧礼办得颇为隆重，但这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给当世看，也给史书看。
第五幕：身后事和历